转基因产品生产及利用的复杂性在于，即便当下的科学研究足以证明人类社会在直接利用转基因产品上的安全性，但又有谁能确保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过程及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系统和平衡具有足够的安全性呢？

　　李志青

　　据报道，农业部新近批准了来自美国和阿根廷的三种转基因大豆的进口许可证。尽管这些转基因大豆仅有销售许可权，并无种植许可权，但这还是意味着，来自海外的转基因大豆将在我国国内获得更大范围的推广和应用。另据相关专家介绍，早在16年前，我国便已逐步放开了大豆等转基因食品的进口许可，时至今日，这些转基因食品已在我国占据了不小的市场份额。

　　以大豆为例，目前进口的转基因大豆规模，已经是国产大豆规模的3倍以上。进而可以推测，随着转基因食品的市场份额不断增大，以及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种植空间的进一步缩小，未来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包括转基因大豆在内的各种转基因食品，获得在国内的种植许可权。对此，公众的反应大都诧然：原来我们已经吃下了这么多的转基因食品及其加工产品，但对相关信息居然知之甚少。

　　公众对相关信息知之甚少，并非因为法律没有规定。自2002年，我国便颁布了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管制的相关法律。其中农业部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对转基因产品实施标识制度”。也就是说，如果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转基因产品，必须在商品包装上明确标出。但据笔者观察，市场对这一规定的执行大打折扣，有诸多转基因食品是用极小的标签在不明显的位置进行标示，或者根本不进行标示，而那些没有使用转基因产品的商品，包括非转基因的食用油，倒是在非常显著的位置标示自身的“非转基因”属性。其结果是，一般公众如果不仔细查验，很难区别出“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之间的差异。

　　直到此次农业部再次批准新的转基因产品进口许可，公众及业界才对此重新予以关注。关注焦点有二，其一是本土农作物与进口转基因产品间的竞争力比拼，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我国粮食安全等议题；其二，转基因产品本身究竟是否安全，转基因产品的进口及应用会否成为一场特殊的基因生物战，这是更重要的问题。

　　事实上，上述两个问题的核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国究竟是否应该支持转基因产品的推广和应用。对此，当下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支持者认为转基因产品在科学上完全安全，应大力推广，应彻底取消标识制度，以此缓解我国的粮食供求矛盾，并确保粮食安全。而反对者则认为，没有明确证据证明转基因产品对人体无危害，还不能进行全面推广，仍应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尝试和应用，包括对其进行严格的标识和管制等。

　　到目前为止，从我国主管转基因产品及技术的农业部专家层面来看，更倾向于支持。他们认为转基因食品在欧美等诸多国家推行已有十多年，鲜见转基因食品有碍健康的证据出现。相反的，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占其国内整个大豆市场的85%左右。进口转基因食品因其价廉物美，还极大帮助了国内某些处于下游的食品加工业降低了生产成本，增进了消费者的福利，同时还解决了非转基因产品生产需占用大量耕地的矛盾，称得上一举多得。

　　然而，转基因产品生产及利用的复杂性在于，即便当下的科学研究足以证明人类社会在直接利用转基因产品上的安全性，但又有谁能确保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过程及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系统和平衡具有足够的安全性呢？

　　众所周知的是，转基因产品大都源于农作物生产过程中对害虫及其他自然灾害的对抗性需要，也就是通过生物基因技术，人为去除和改变农作物基因中的某种天然的脆弱性，提高其“机体”的抵抗力。这一做法最初是为了“治病救物”，提高农作物的存活率。但到后来，经过改良和商业化推广后，人类实则已在扮演“造物主”的角色，通过转基因技术，再造新的、没有经过“适者生存”演化进程的“物种”。

　　据信，转基因产品的逻辑及理念已由植物向动物推广，未来我们完全有能力再造具有超级抵抗力的“新动物”。那么，在效率上有明显改进，但这样一种转基因产品及技术会否真正造就一个粮食大丰收、人类再无饥馑的美好世界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样的产品和技术恰恰极有可能挑战我们需要谨守的、岌岌可危的生态环境底线。为什么这样说？

　　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即所谓的生态系统。在这个呈现为金字塔状的系统中，包括物种多样性在内的生物多样性，是维持其平衡的最为关键因素。一般而言，生物多样性程度越高，其稳定性和平衡性也就越强，反之，生态环境就会比较脆弱。生活于其中的人类，其福祉实与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所有农作物都通过转基因技术获得了高度的抗虫性和免疫力，这或许意味着人类将无粮食之忧，但与此同时，生态系统中以农作物为食物的各种害虫、以各种害虫为食物的各种鸟类的处境就会非常不妙。一旦发生物种因此灭绝的情况，那么，在一环扣一环的生态系统及食物链中，大自然最后给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剩下的，可能就只有转基因产品这唯一的粮食了。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