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琪

　　近期，关于农夫山泉水质标准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场围绕着“标准”展开的战争让我联想到了一本书——《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是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系教授，致力于关注现代国家如何通过简单化与标准化的手段对自然与人民进行“规划”和统治。在国家的视角下，一切地方化的、模糊的数据都是不可靠的、容易引起混乱的，国家为了在广大的国土上进行统治，就必须要制定统一的、清晰的图式，并按照这种图式重新丈量土地、绘制地图，规划人民。

　　例如，所谓“科学林业”的发展，就是对森林进行清理的过程。按照实用主义的逻辑，界定出哪些植物或动物是对人类“有用的”，而与它们竞争、捕猎它们或者减少这些有使用价值物品产出的物种则被划为另一类。有价值的植物是“庄稼”，与它们竞争的则被贬为“杂草”，吃它们的昆虫被贬为“害虫”。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出产“木材”，而与它们竞争的则是“杂”树，或者“矮树虫”。经过这样的清理之后，森林变成了呈几何学形状的、高度一致的、排列得整整齐齐的，采伐和管理变得非常方便。然而，生物多样性却由此消失，原有的生态系统被彻底破坏，几年后，森林变得奄奄一息。

　　城市也同样难逃厄运。按照“极端现代主义”设想建造的城市，不能容忍一点点混乱。贫民窟被拆毁，喧嚣的街角变成了庞大的“城市综合体”，一切功能都被分类，进而被清楚地规划，再塞进一个个已经建造好的空间。简单化的城市变得很实用，也很有效率，然而，人们却抱怨找不到真正的“生活”。

　　在纽约的东哈雷姆（East Harlem），一个混乱的街角被一块惹人注目的长方形草坪所取代，对于那些被强制搬迁的居民而言，这块草坪简直是种侮辱。表面上的规则与美丽，事实上残酷地象征了人们所切身感受到的失调。

　　没错，事情变得非常简单，但唯一缺少的，似乎是“人”的味道。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地区，如果问“到下一个村庄还有多远”，回答往往是“煮三锅米饭的时间”；南亚的农民用手的宽度来测量种植洋葱的间距，用拇指到臂肘的长度测量编织绳索的长度；爱尔兰的小农场往往被描述为“一头牛农场”或“两头牛农场”，人们感兴趣的不是这个农场包括的物理面积，而是这个农场是否可以提供足够的产物来养活一个特定的家庭。这些就是斯科特所言的“米提斯”——一种实践性的，地方性的智慧，它是经验性的、不成文的，甚至是难以言说的。面对来自中心的清晰的标准公式，这种智慧显得微不足道，难以摆脱被取代的命运，但在所谓的“科学解释”无能为力的时候，它却往往又从生活的细微之处涌现出来，重新焕发出弱小而坚韧的生命力。

　　当世界变得越来越“科学”，越来越“标准”的时候，人们的安全感却并没有增加。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曾经指出，现代社会让人们世代相传的知识变得无用，只能听取掌握着“科学知识”的专家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又未必能够达成统一。于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打着科学的招牌谋取我们信任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该把信任托付给谁。

　　就像面对那些密密麻麻的“国标”、“地标”数据，我们却仍旧不知道是否能够喝下家里的桶装水。这就是现代化的陷阱：它承诺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未来，却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迷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无数的标准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做事，但我们却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