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采宜

　　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战略，一直是各界讨论的热点。

　　城镇化的概念由来已久，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以“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等不同的名词来表述。这次在十八大文件中成为热点的不是城镇化本身，而是对“新城镇化”概念中“新”字的解读。“户籍制度改革”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城乡居民公共福利均等化”成为城镇化新意的焦点。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对城乡居民的全面覆盖”，而“全面覆盖”包含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农业现代化”。

　　新城镇化的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已经被专家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解读得非常透彻，新城镇化概念下的行业成长预期在资本市场的股价表现中可见一斑，剩下的问题就是：新城镇化战略实施的现实路径及其所需要的资源究竟是什么？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税格局下能否有效组织起这些资源？

　　首先看户籍制度改革之后与之相对应的居民福利支出数字。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目前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已经超过6.91亿(2011年)，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1%，但是拥有城镇户籍并享有相关公共福利的人口仅占34%，三分之一居住在城镇的人口由于没有当地户籍，不能享有户籍人口的医疗卫生、教育、养老金及其他社会公共福利。

　　根据十八大的精神，新城镇化的第一项目标是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前提下，解决2.3亿农村转移人口的医疗保险、公共教育和养老保险问题。

　　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医疗卫生、教育、养老金及其他社会保障支出总额为4.54万亿元，占全部公共财政支出的36%。据不完全统计，相对于户籍人口，目前农民工的各类保险的比率分别为：社会养老保险23%、工伤保险48%、医疗保险32%、生育保险15%、失业保险20%。如果要把目前居住在城市里的非城镇户籍的人口全部覆盖，简单推算可知，即使在维持现有医疗卫生、教育和其他社保水平的前提下，国家财政需要增加的支出也超过2万亿元。

　　这一笔巨额的支出从哪里出账？市场还是政府？如果全部让市场来消化，无非是摊入企业的应缴社保费用，这样，企业的用工成本将进一步提高，税费负担增加幅度将超过20%~25%，显然超过了目前企业所能承受的极限。如果让政府来消化，以目前的财政收入，是否能承受接近50%的公共福利预算规模激增？

　　其次，新城镇化中的农业现代化目标涉及农村地区基础建设的庞大投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12年1~11月我国电力、煤气、交通运输等公共设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6万亿元。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前提条件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实现城乡一体化，即便以城镇地区的集约化公共设施投资成本推算，要覆盖农村人口的电力、煤气和其他基础公共设施需求，固定资产投入规模就需要每年4万亿元，还是那个问题，钱从哪里来？

　　当然，如果要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对城乡居民全面覆盖”，需要的财政资源就更多了。

　　有学者估算，如果能够解决农村人口的医疗、教育及其他社会福利保障问题，“农民工不再需要把收入的1/4汇回，而用于消费，可使消费增加3.9万亿元”，由此推导出新型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能开启一个消费新时代。但如上所述，这个假设前提的实现是每年财政预算中公共福利支出要增加9万亿元(其中2.27万亿元解决城镇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社会福利保障，6.7万亿元用于支撑社会保障体系对农村人口的全面覆盖)。这部分支出的财务源泉在哪里？

　　从政策初衷看，新型城镇化是“通过农村人口市民化和农村社区建设释放人的潜力，防止出现工资过快上涨和人口红利消失后的经济失速和系统性风险，最终达到人力资源优化和消费需求稳定”。然而，通往美好愿景的道路是银子铺就的，笔者认为，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自然结果，不是政府刻意驱动的理想蓝图，无论新型城镇化还是传统城镇化，归根到底都涉及公共福利设施和社会保障资源的大量投入，而这个投入是否能实现，要看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

　　一言以蔽之，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愿望是美好的，路途则是遥远的。(作者系国泰君安证券[微博]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