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4日电虽然当事各方的声音逐渐转弱，但闹得沸沸扬扬的“三一重工[微博]出走长沙”一事尚未平息。纵观这段时间来“离家出走”的三一重工[微博]对中联重科的指责，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无比哀怨”，像个受了家庭怨气“养子”一样，对着左右隔壁邻居抱怨家长处事不公、放纵大哥欺负他这个老二。中联重科呢？确实也像个老大，百口莫辩，说什么都不好。

　　如果“围观群众”要看大家族的家庭闹剧，前有曹雪芹先生《红楼梦》，后有巴金先生的《家》《春》《秋》三部曲，大可无视三一重工喋喋不休地控诉中联重科。可惜这不是一部家庭闹剧，而是现代市场经济下两家公司间的竞争。当事方将一个完全可以依托法律和市场规则而行的纷争，粗暴地拖进借“倾诉”而博取舆论同情的深渊，实在值得各方深思。

　　在引发舆论爆点的新闻报道《三一恨别长沙 梁稳根的内心独白》中，当事人含蓄地说了许多疑团，比如，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不仅限制三一重工获得公平竞争的权利，甚至让企业负责人连正常日子都没法过下去了。给人的感觉是，中联重科为了自己利益，控制了政府各个职权部门，联合起来打击、排挤三一。

　　从正常逻辑来讲，中联重科只是一个企业，凭什么左右政府部门的决策？更别说控制政府各实权部门了。显然，三一重工在“独白”中含蓄点出来的众多疑团，并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的“控诉中联重科”。正如本文开头所言，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之间的恩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的自由竞争，而非大家族里上演的家庭闹剧，自然不存在老大给老娘吹风打压老二，以图多分点家产、多要点月钱的可能。

　　那么，为什么三一重工硬是要曲曲折折、含含蓄蓄地将这个问题倾诉成“中联重科成了影子政府”、“中联重科操控政府公权打压三一重工”呢？而又是因为什么，让舆论和社会各界一听见三一这种哀怨的倾诉，立刻就深有感触地给三一投以同情的目光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政府的越界管理与中联的国企身份。

　　大家也正是深刻领会了这两点，才能轻而易举就理解其中的问题所在。说白了，无论是政府的补贴多给中联少给三一，还是政策上偏袒中联重科打压三一重工，皆因政府这个“当家的老娘”，总觉得国企中联重科是亲生的，而民企三一重工是领养的，所以处处偏袒中联这个“亲生儿子”。

　　这种思维模式一旦定型、周围隔壁邻居都心知肚明了之后，就算“当家的老娘”没有偏袒亲生儿子，只要那个领养的儿子哭几下、闹几下、控诉几下，大家不用思考也自然而然就领会了。这时候，偏袒不偏袒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亲生的”和“领养的”这两种身份：如果你是亲生的儿子，纵然老娘没多给你饭吃，领养的孩子哭闹起来，周围邻居也会拿白眼瞧你，背后还会谣诼你欺负了你弟弟。所以说，“后妈”不好当，“后妈”的亲生儿子日子也不好过。

　　一场本该依据法律、遵守市场经济规则的企业竞争，就这么变成了中国历史上大家族里屡见不鲜的“家庭闹剧”！甚至是结局，也几乎一模一样：三一重工的突然出走和出走后含蓄的控诉，以及舆论和社会各界对三一重工的同情、对中联重科的指责，多像巴金《家》里的情节啊，一瞬间，三一重工几乎就成了那个离家出走的“觉慧”！

　　可惜的是，“觉慧”出走之后，归结起来的问题，并不在于大哥觉新、二哥觉民以及家族内其他人对他的压迫，而是将控诉矛头直指整个大家族制度。三一重工却没有这种胆量，而是很巧妙、很含蓄地将责任归结到了中联重科身上，由此一来，当前舆论、各界的讨论也是如此。

　　这是刻意而为之吗？如果是，那就更该令业界悲哀了。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三一重工不想与政府正面起冲突，固然可以理解的，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很多地方的市场环境恶劣到了什么地步：政府就像大家庭的祖母、大家族的族长，对区域里的企业所采用的管理方法，就像是族长以一大堆家规管制大家族内的青年后辈一样，稍有问题，不是以市场规则、法律原则来解决，而是在法理之外，借公权维系一条特殊通道，不管企业愿不愿意，都得服从这条家规，还不能有怨言，更不能外传，因为“家丑不能外扬”也是其中一条重要的家规。

　　这甚至超过了之前学界探讨的“政府成了保姆”的概念，在这里，政府不仅间接插手企业经营事务，还以各种行政方式直接参与到企业间的竞争、经营中去，尤其是政府的干预已经超出了法律的底线，其结果就是让辖区内的企业经营者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不敢多言，更不敢怨言，只能一走了之！

　　正如之前张瑞敏的名言，在中国转型期经营企业需要“三只眼”，一只眼看外部市场，二只眼看内部经营，第三只眼看政府。由于政府左右着企业的生死，企业经营者每天战战兢兢地、眼巴巴地盯着政府，有问题了，不找法律、不找市场，而是找市长。由此，看政府、看市长脸色行事也就成了企业家必须承受的压力。

　　这才是三一重工曲折申诉的东西，也是中联重科默默承受的东西！

　　问题是，就算是张瑞敏自己，也在他的“三只眼”理论之外加了两句话，一句是“计划经济时代只需要一只眼盯着政府就行”，另一句是“市场经济时代需要两只眼，一只眼睛盯着外部市场，一只眼睛盯着内部经营”。

　　也就是说，只有在“中国转型期”，企业才需要“三只眼”。然而，从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刚刚召开的党中央十八大也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背景下，一向号称中部“经济重镇”的长沙还在上演这出“三只眼”的闹剧，甚至愈演愈烈，不得不让人惊呼：“转型期”何日才是个头？政府何日才能真正摆正自己的角色？何日才能让真正做到让市长的归市长、市场的归市场？(张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