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鹏伟

　　今年以来，浙江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放缓，一些地方为完成税收任务过分地向民间收取税费。杭州杭派女装商会秘书长孟平称，由于今年杭州财政收入数字比较差，其所在区将压力分摊到企业头上，比如，今年税收增幅不够，为了数字上好看，就把明年的部分税收拿过来“预支”。

　　所谓“过头税”，是指过分地向民间收取税费的做法，有时间和幅度上两种形式。前者显然不妥，寅吃卯粮的做法是在透支未来，理应立刻得到纠正；而后者则较为隐蔽，由于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征税幅度的加大也许并不违规，甚至完全可以把法规和文件摆在桌面上，以示照章办事。

　　真正可怕的，恰是这后面一种，这就类似足球场上的黑哨，一方红黄牌均可处罚的犯规动作，如果裁判每次都掏红牌，背后可能就有猫腻了。他会让你倍感委屈，却又申诉无门，不公平就在这种掩盖下生根发芽，只会激起更多的乱象。事实上，税务部门有区别地征税并不新鲜，背后可能有两重考量——一方面，自由裁量权会带来隐性的执法权力，利益不言自明，而 “放一马”的背后可能还有危机时 “帮帮忙”的考虑；另一方面，如果平日里就过度征收税款，则可能会提高企业下一年度的征收任务，以至于在经济不景气时使企业陷于被动。税务部门这种在不同时间、对不同企业的执法尺度差异，必然会引起企业的不满，甚至会影响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

　　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地方政府、税务部门都会感受到明显的压力，最直观的影响就是钱少了，然而和企业受到的影响相比，恐怕还是要小得多。经济不景气，土地财政又受到影响，政府自然需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税务部门也需要适当下调征税任务，以适应经济企稳的需要。反过来，如果不当税收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不仅影响财政收入，而且会带来大量劳动力失业，甚至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孰重孰轻？本末倒置的最坏结果，恐怕就是经营环境的不断恶劣，进而使经济发展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以浙江的情况来看，随着倒闭和减产企业的迅速增加，企业利润的下降不仅没有受到减税的扶持，应缴税总金额反而是上涨的，如此造成的企业经营困境不言自明。如今的现实是，尽管上级一再要求不能征收 “过头税”，但征税体制仍是 “下达计划-完成计划”的陈旧模式，没能跟上经济快速变化的现实情况。就好比高考的指挥棒不变，再怎么强调素质教育恐怕也不能改变应试教育的现状。更何况，一个系统的利益是趋同的，不改变征税体制而只是喊两句口号的做法，难免给人以 “装样子给人看”的嫌疑。

　　越是困境，越需要共渡难关，越需要彼此体谅，越需要相关职能部门为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这一切，有赖统一稳定的征税尺度，更需要建立清晰灵活的财政和税收预算制度，唯此才能让经济尽早触底反弹，走向良性循环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