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级领导都强调创新，但是出现了一些误解或误导，就是一提到创新就想到革命性的高技术发明，或者说用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去取代所有原来的制造业。但这时候常常忘记了本质在于提高效率，在于依靠“索洛余量”(即TFP，全要素生产率)，而效率的提高不一定表现为革命性的技术发明。

　　其实，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只要是能够提高效率，都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内容。

　　现代制造业跟传统的制造业相比，有什么特点呢？现代制造业的附加值很高，它的附加值来自于哪里？是来自台湾的施正荣讲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端就是研发、设计等一些活动，后端就是在渠道管理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包括消费性的售后服务，也包括金融的售后服务等等。这两端都是服务活动，只不过在统计上所统计的仅仅是独立的服务业企业，在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性活动的附加值是高的，但是统计不进去，所以如果你以政绩为目标，它就会忽视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活动造成的效率提高。

　　像我们这个地区加工制造业是产业份额中最大的一部分，我们怎么能让现在的加工制造业提升它的附加值？也就是提升它的效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关键是按照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说法，他把“索洛余量”叫人力资本，也就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

　　不但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也是重要的创新。只要能够提高效率，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够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实现我们的增长模式的转变。企业应该把握住这一点。我一再引用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波什教授的一句话——— 不管是硅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能赚钱就是好片。

　　我认为，政府主要的职责是为企业搭建一个好的舞台，创造好的经营条件。第一是为创新提供压力，第二是为创新提供动力，第三是为创新提供能力。

　　过去政府总是把它认定的最好的企业扶着，叫“慈父主义”。第一，其实这是害了企业。第二，它对一个企业给予倾斜，其实就打击了其他企业，也许你扶起来一个企业，但你扼杀了成千上百个企业。第三是动力，动力来自何处呢？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精辟：激励的要点，就是要让任何个体或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和它取得的回报相一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企业或个人就会去“傍”政府，因为政府手里有资源，这样就会破坏了激励机制。第四是要让他有能力，他自己能取得资源。所有这些基本上要由市场来提供，所有措施要以这个来衡量，政府就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作者吴敬琏，摘编自最新一期《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