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最高目标，就是极力压缩从有用到无用的时间，让所有产品尽快变成废弃品。这就叫“垃圾化”。

　　广州市长试图在这个超过1500万人口的大都市推行垃圾分类，还对媒体说，他乐意做一位“垃圾市长”，只要能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解决好。很多人对此抱以期待；也有很多人摇头，觉得重要的事情那么多，为什么要先管垃圾？

　　我属于“抱以期待”派，愿意为市长一辩。我相信，垃圾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说它头等重要也不为过。我的“相信”，来自于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它宣称，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将会导致垃圾化；垃圾化是我们必然面对的基本困境。

　　简单来说，现代化最初的目标，是提高生产力，满足各种短缺需求。当生产力极大地提高，商品极大地丰富之后，普遍短缺变成了普遍过剩，我们就从“生产社会”进入了“消费社会”。这时候逻辑倒过来了，消费成为发展经济的引擎。刺激消费欲望的基本模式，就是加速升级换代与新陈代谢。如果一个消费者从商店里买了东西，目的是出门即扔，回头再买，那么他就是厂家和商家求之不得的VIP。用一句话概括，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最高目标，就是极力压缩从有用到无用的时间，让所有产品尽快变成废弃品。这就叫“垃圾化”，听起来很吊诡，却是事实。

　　传统社会的标志之一是产品的寿命很长，比如老房子、老家具，以及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但是在消费社会，压缩产品的生命周期是绝对律令。有消费能力的人不妨回忆，过去十年中，你更换了多少部手机和电脑？如果你去年才买了iPhone4，又爱不释手，那么苹果公司和富士康对你的最大期待是，赶紧扔掉它，换一部iPhone4S。

　　这样的用过即扔，很像我们每天吃了就拉。最早意识到其中之荒谬性的，可能是著名艺术家杜尚。1917年，他将一个马桶直接作为艺术品在纽约公开展览，命名为“泉”。如此惊世骇俗，也许表明他看到了现代化的另一面，即垃圾化。如果说，古代艺术品青铜器是用于进食的器具；那么马桶则象征了现代，它是处理废弃物的装置。两相对比，真是意味深长。而比杜尚还要过分的，是1999年特纳奖得主奥菲利。他在绘画中用了大象的粪便，并且做了防腐处理。或许他想表示，怎样处理垃圾，才是永恒主题。

　　耗费大量资源的物品迅即废弃，这是垃圾化的时间涵义。它还有空间涵义，即我们再也找不到可以堆放垃圾的地方。传统上，空间被区分为内部与外部。内部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在其中建立秩序，安排和使用各种有用的好东西，同时向外部扔垃圾。传统文化给我们培养了一种乡愁，我们总是担忧失去家园，失去内部。然而，从垃圾化的角度来看，真正的危机是永失外部。现代化和都市化发展到今天，哪里还有与世隔绝的“外部”供我们堆放垃圾？无论把垃圾扔到哪里，都是扔在自己家里。内部和外部的界限消失，这叫做“内爆”。

　　有一种现象能帮助我们看清楚这个“内爆”，它就是“邻避运动”。“邻避”译自英文缩写“NIMBY”，意为“不要在我家后院”，即拒绝有毒有害设施建在身边。如果每一个地方都出现“邻避运动”，那就表明所有地方都被认领为家园，没有外部了。

　　这正是广州在垃圾处理问题上所经历的过程。2009年，番禺区居民抗议垃圾焚烧厂建在“我家后院”。从那以后，焚烧厂每一种可能的选址，都在当地引发各种紧张。说起来，垃圾焚烧的原理是把固体废物烧成气体，排向天空，而这需要一个共享的假设，即把空气当做外部。糟糕在于，现在没有人相信空气是与己无关的外部。空气质量如何，已成人类生存的头号问题。

　　统计报表显示垃圾越来越多，而邻避运动告诉我们，没有地方扔垃圾。失去了外部，所有的垃圾只能掉过头来，向内部进军。有一位艺术家，用电子废弃物制成1800个垃圾人，摆放在德国城市科隆的街头做展览。这显然是一个新童话：城市被垃圾占领。不妨设想，万一垃圾成精，那么人类将在垃圾人统治之下，自己成为垃圾。

　　这是真正的治理困境，摆脱的办法有两种。消极的办法是，每天对着自家马桶，想象它就是杜尚的伟大作品，并深刻反思：拉，还是不拉，这是个问题。积极的办法是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做源头减量、垃圾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