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洪

　　今年4月18日，广东省高法数字化审判庭内，进行了一场引起各方关注的审判。奇虎360以腾讯公司在“3Q大战”期间滥用其在即时通讯工具QQ的市场支配地位，强制用户卸载已安装的360软件，向广东省高法提起反垄断诉讼，索赔1.5亿元。这场风波使人们注意到主导运营商是否有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问题，还使人注意到政府开始关心反垄断政策。

　　为什么信息业的反垄断诉讼范围如此之广，如此引人注目。笔者以为有两个根本原因。

　　首先是因为市场经济下企业的垄断行为会破坏市场机制的作用，损害国民利益，因此反垄断就成为市场经济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反垄断法就成了市场经济下最重要的经济法。反垄断主要针对两类垄断状况或行为，一是过高市场集中，即一家企业有过高市场份额就可能垄断或支配市场，防止过高集中的法律措施是禁止或限制企业并购，及必要时分割企业；二是禁止和限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公平竞争或限制竞争的行为，如采取捆绑产品、差别价格等手段打击、限制竞争者发展等行为，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强制中止不当行为、行政罚款和数倍于损失的高额民事赔偿。

　　其次与信息业的重要地位和特点有关。发达国家已进入信息社会，包括计算机、通讯、媒体、内容等的信息业已经成了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信息产业的垄断不仅影响信息业发展，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信息产业的大公司，包括有较长历史的大型通讯公司，特别是上世纪60~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高技术公司，由于其基础服务和高技术产业领头羊的重要地位，一旦有垄断行为，往往成为反垄断诉讼的主角，有关诉讼容易引起各方的关注。还有一个原因是反垄断政策及其实施往往成为直接影响信息业发展的关键。美国根据反垄断法限制IBM(微博)等一体化公司将软件、硬件打包捆绑，是美国软件业成功发展为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的重要因素。上世纪60年代美国禁止AT&T限制MCI利用微波网络从事公众通讯业务，1984年根据反垄断法解体AT&T和1996年新电信法允许通讯和电视媒体业在满足一定的“非垄断条件”下相互竞争等政策措施，已被公认是反垄断法促进竞争和信息产业发展的很好例证。

　　在信息业实施反垄断政策，需要了解信息产业反垄断的特殊性。信息产业有几个特性，一是技术进步快，包括半导体、计算机、软件、通讯在内，半个世纪的技术进步就翻天覆地；二是信息产品有开发成本巨大，但复制流转成本较低的特点，如PC机的操作系统；三是存在需求规模经济性，如电话网络，一个人入了某网，他的朋友也愿入这个网，否则交流成本较高。因此入网者多的网，新入网者就会更多，由于流转成本低，大网很容易吸走小网客户，出现所谓赢家通吃。信息业的这种情况既容易赢家通吃，也可能由于技术进步领先的企业较快失去其领先地位。

　　关于中国信息业反垄断的问题，笔者有四点看法。

　　第一，中国有必要将反垄断政策(含滥用支配地位不公平竞争的禁止和限制政策)，作为信息产业发展的基本政策。这是因为如前所述信息产业技术进步快，又有需求的外部性带来的市场粘性，市场优势地位者容易滥用优势地位不公平竞争或限制竞争。没有反垄断政策，就无法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鼓励创新。从目前的情况看，需要重点解决三个问题。其一，必须明确反垄断法适用包括无线和固网的基础网络服务商，包括允许非国有投资者投资基础网络的建设或运营。最近工信部已出台政策要求基础网络业务领域加强大对民间资本的开放，这将使信息产业形成利用竞争机制发展的基础。其二，要明确通讯业者和广电媒体业者相互进入和不违反反垄断原则的融合时间进程表。鼓励竞争和融合的目标早就有了，但时间进程表不明确。这种状况不利于创新，不利于信息服务业和设备制造业发展。其三以禁止和限制滥用优势地位的捆绑、不合理的接入条件为重点，监督信息产业主导者可能的不公平竞争和不公平交易行为。

　　第二，要综合考虑反垄断政策与产业技术进步政策、体制改革政策的结合。信息产业技术进步很快，要求不断投入，因此在放松进入管制、强化捆绑、并购等行为监管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推进信息产业的技术进步。一是有关政策要平衡协调，综合考虑。二是必须用改革解决好传统体制带来的问题。目前通信和广电相互进入和融合进程较慢，重要的体制原因是广电媒体业的基本体制至今仍是所谓事业单位体制，有关的改革方案亦没有充分考虑利用市场机制使部分商业化基础好的媒体企业尽快做大。不解决好这些问题，笔者以为真正的通信和广电双向进入和融合，难有实质性的较快进展。美国1984年通信业引入竞争同时坚持广电分业管理，以后政策变为在不影响竞争条件下的双向进入，这一进程仅用了十多年时间，关键之一是这个期间美国的的媒体产业有了强劲的发展。中国电信(微博)业体制改革，即使从2002年的体制调整算起也已有10年了，电信企业已有较大发展，竞争也大大加强，但广电业体制改革进展较慢，这是双向融合难以推进的重要原因。三是不仅反垄断政策主管部门，通信和广电的主管部门也要重视反垄断政策的有关工作。这是因为是产业反垄断涉及许多专业问题，专业主管部门责任重要。

　　第三，要强化信息业反垄断政策的研究，要让法院、政策管理部门、企业、广大从业人员更多地了解有关知识。据媒体报道，腾讯和360诉讼案的焦点之一是即时通讯软件及服务的内地市场及腾讯的份额有多大。360认为腾讯在这个市场有70%以上的份额。腾讯的专家证人认为电子邮箱及微博、社交网络也有即时通讯服务功能，因此360有关腾讯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判断不成立。腾讯律师说一个人有奔驰、宝马两辆车，如果用户一年365天开奔驰，按用户最长使用时间的调查方法，市场份额奔驰是100%，宝马是0%。律师认为这不成立，因此推论成为360依据的调查方法也不成立。笔者认为，有关举证不够严谨，逻辑上说服力不强，每个人都能够非常简单地在网站注册后获得多个即时通讯的账号，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几部车。笔者的疑惑是，举证者判断市场范围是否应用了公认的交叉价格弹性方法(这是美国反垄断法指南明确)是否考虑了信息业粘性高同时转移成本低的特点？媒体没谈到。这两点如没有充分考虑，讨论腾讯在即时通讯市场的垄断地位就没有基础。强化有关知识的研究和传播，大概是信息业实施反垄断政策的当务之急，基础工作，需要立法机构、政府监管部门、研究机构的重视。

　　第四，加快有关立法。信息产业如此重要，但至今有关的基本法律电信法尚未出台。笔者估计阻碍立法进程的主要认识障碍是清楚的，问题是有关部门意见未必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治决断。有决断，根据现有基础，立法不会困难。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