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以来，关于“延迟退休”的争议就一直没有平息过。支持者将其视作应对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妙招，而反对者则提出此举对就业市场形成压力，且有违社会公平。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人们的争议之强烈，也许是最初提议者未曾料到的。如何在兼顾社会公平的基础上科学处理这一问题，需要各方好好考量。

　　支持：纾解养老金压力应对劳动力不足

　　6月27日，中国政府网发布《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其中提到“十二五”期间中国将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

　　官方提出这一政策的最主要出发点在于以延迟退休来适当缓解我国养老金压力。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接近1.3亿人，而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会达到3.32亿人，超过总人口的23%。不仅如此，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这意味着老年人口退休后的余寿不断增加，给养老金支付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而养老金缺口之大，早已是业界共识。根据有关公开数据，截至2010年底，养老金个人账户本应有资产19596亿元人民币，实际上却只有2039亿元，缺口达1.76万亿元。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我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

　　退休年龄是对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影响最大的指标。因此，相关部门对通过延迟退休来纾解养老金压力的想法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对此，一些专家学者表示了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认为，如果能够延迟退休，就可以使我国养老保险金的运行和支出更加平稳，从而在经济上缓解养老压力。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另一负面影响是劳动力不足。郑秉文介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从2010年的9.7亿减少到2050年的8.7亿。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分析室主任李军表示，2030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严重不足。李军表示，“延迟退休年龄，目的是缓解劳动力总量减少的速度，减弱对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预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指出，从理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看，我国退休年龄逐渐延长，是适应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受教育年限延长，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必然选择。

　　反对：加剧就业压力企编职工吃亏

　　与官方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意反弹一次比一次强烈。对于人社部最新透露的政策动向，公众舆论几乎一边倒。人民网(微博)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参与投票的176万网友中，有94.5%反对延迟退休。

　　就业问题是延迟退休政策效应中一个“跨不过去的坑”。很多网友表示，“现在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老员工不退休，新员工名额必然会缩水”。对于这一点，即使是对“延迟退休”持认同态度的郑秉文也无法否认。他表示，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仍供大于求，延长退休年龄势必会占据岗位，进一步加剧就业紧张形势。

　　反对的另一个症结则在于目前我国双轨制的养老金制度。在我国，机关或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金由财政拨款，不需自己缴纳，退休工资还能达到普通企业员工的三倍之多，而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按照现行养老金领取办法，养老金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个人账户部分，即以职工在职时月工资的8%计入账户，退休后按月发放，若多缴五年，少领取五年，平摊到每月的退休金确会增加，但这部分本就是个人缴纳，属于“羊毛出在羊身上”。另一部分是社会统筹部分，按照目前公式，缴费年限每增加一年，统筹部分养老金仅增加1个百分点，激励机制并不明显。更重要的是，在养老基金个人账户投资无门，只能按活期利率计息的现实下，养老金必然缩水。养老金的替代率从制度建立之初的60%下滑至2009年的47%，就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反对之声最多的是来自普通企业职工和低收入人群。延迟退休年龄使他们在职支付养老保险的时间延长，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时间缩短，即使每月的金额有所增加，但总额却很可能减少，使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而对体能要求较高的一线工人，到了男50岁、女40岁以上时，被企业以各种理由辞退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一旦被辞退，不但意味着不再有稳定的收入，还意味着仍然要缴纳保险费。

　　对于延迟退休，工作与体能关系不大，且在职时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的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反对的声音要小得多。此外，“越老越值钱”的技术人员、大学教师、管理人员等群体也都可以通过延迟退休得到更加优厚的待遇。延迟退休使得原本就存在于社会保障中的“马太效应”加剧，自然遭到普通民众的极力反对。

　　延迟退休需做好制度配套

　　事实上，延迟退休，一些地区已经先行一步。

　　2010年10月1日开始，上海展开城镇企业职工“柔性延迟领取养老金”试点。这被看作实质是延迟退休的尝试。

　　据了解，上海的“柔性延迟领取养老金”政策并非强制执行，只需职工和用人单位协商，并达成一致即可，延长期最多五年，涵盖人群为“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以及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然而，试点两年至今，参与人数仅以数千计，相较于上海现有的300多万退休职工，几可忽略不计。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分析，试点遇冷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均无积极性。此前上海市人社局还表示，希望将“柔性退休”试点扩展至事业单位，但并无下文。

　　上海试点情况和民意的反馈显示，不做好配套制度的改革，退休制度的变革恐怕难以实行。尽管人社部称，延迟退休是老龄化高峰期才会采纳的办法，短期不会出台。但是，反观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延迟退休年龄的时间，一般均是在进入深度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占14%)之前30年左右，即未雨绸缪，为制度远期平衡做好安排。依此算来，我国即使现在开始着手，也不能算超前。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再次突显。

　　首先是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金“双轨制”、养老保险费率过高等问题，被认为是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主要矛盾，应先行解决。“先解决了养老‘双轨制’,再来谈延迟退休问题。”一位腾讯网友留言说。还有网友表示，“政府应当先承担应尽的责任，解决目前养老保险结构混乱的局面。”

　　有专家提出，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一枝独大”，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保险的替代率非常低，需要改变这一不合理的养老保险结构，发挥养老体系的整体功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在今年的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上说，在整个养老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之中，应该运用市场机制来提高整个基本养老保险的运行效率，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并通过政府的引导，包括试点个人延税型保险养老产品等提高企业、个人参与的积极性。

　　其次是工资制度。在左学金看来，延迟退休若想扩大覆盖面，必须调整配套制度，除了给职工、企业以激励之外，相应工资制度也应变革，改变国企以工龄定工资的现状，而以员工实际贡献决定工资，以免临退休的劳动者工资高于其实际贡献，企业失去雇佣积极性。

　　最后是社保基金投资制度。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保持社保基金可持续增长，提高养老保险参与率，这比节约养老金支出更重要。

　　而要实现这一点，激活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投入资本市场实现增值是重要一环。此项改革的前提在于做实个人账户，即有钱可投。但据了解，自2000年做实个人账户试点13年来，累计做实额度不过2000多亿元，远不足以填起万亿空账。而自2011年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部委计划的“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由于争议过大，已暂被搁置。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可由权威部门测算并尽快公布我国养老金的缺口到底有多大。目前，政府、学界等各方测算口径不统一，或直接影响养老金的投资运营策略和目标。另外，需要尽快厘清目前各地单位和个人的养老金账户空转数字到底有多大。养老金账户空转导致本应投资增值的养老金被迫现期支付。

　　同时，应尽快出台养老金投资运营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养老金的投资资产类别、投资比例、限制等。据了解，当前多省市正积极探索养老金市场化投资运营，但由于相关的养老金投资运营管理办法尚未出台，各地不敢贸然尝试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