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于昨日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支持民间资本与其他资本按同等条件进入银行业；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村镇银行发起设立或增资扩股，并将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由20%降低到15%。

　　从去年底到今年两会期间，中央均多次强调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能源、金融等领域。今年以来，从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启动到近日铁道部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铁路建设，都是对这一说法的响应，而该《意见》也是一系列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各领域的政策之一。在《意见》的开篇就已写明，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经济新36条)而制定。

　　从一系列动作来看，政府的确是想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就目前银行业的状况来看，民间资本不仅可以为迫在眉睫的中小微型企业融资做出贡献，又可以缓解银行因地方债等原因造成的潜在坏账风险，因此，对于民间资本的渴望是很实在的。但看完《意见》的内容后却发现，政府想要的更多只是“资本”而非“民营”。

　　《意见》的第一条已明确指出民营企业进入银行业的方式是“可通过发起设立、认购新股、受让股权、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但在所有“支持民间资本与其他资本按同等条件进入银行业”的条款中，涉及的基本都是关于增资扩股等参加方式的说明。在银监会答记者问中，也可窥见这种倾向。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民间资本参与了部分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和股权优化，截至2011年底，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总股本中，民间资本占比分别为42%和54%。但即使普通的民营资本真的通过这种方式成为银行股东，也只是投钱而已，并不能参与经营决策。实际上，银行依然是国有或官办的。

　　而在“发起设立”方面，《意见》仍仅限于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些并非突破而只是对已有政策的重申，且这样的“发起设立”受到了各种规章的严格管制。按照2006年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村镇银行须采取发起方式设立，而且必须有1家以上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且“单一自然人持股比例、单一其他非银行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合计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这就必然导致村镇银行受制于国有银行。而在此次发布的《意见》中，第四条的“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由20%降低为15%”已是最具实质意义的规定了，但是即使降到15%还是比民间资本的最高持股比例10%高，所以这次的降低主发起行持股比例的规定不仅没有改变村镇银行受制于国有银行的状况，也没有让民间资本对村镇银行参与度被抑制的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此次《意见》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支持民间资本与其他资本按同等条件进入银行业”、“不得单独针对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设置限制条件或其他附加条件”的表述。然而，这样的表述只是原则性的，实际意义不大，因为《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均没有明确的针对民营资本的歧视性条款，但是事实却是长期以来民间资本都无法真正进入银行业。其实，最大的阻碍在于行政审批制度的管制。中国现行《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层层审批之下，商业银行的牌照受到了极度严格的管制，我国银行业并未对民间资本放开准入，这也是为什么“新36条”允许民间资本发起组建商业银行，但两年过去了依旧没有改变。

　　无论是像对村镇银行的限制一般的法规还是行政审批制度，都源于政府的管制思维，这种思维从“36条”到“新36条”再到温州金融改革试点都是一脉相承的。在温州的金改中，国务院给出了12条改革试点任务的框架，没有直言民间金融合法化，只是强调加强监管，其中虽有不少进步但并未涉及放开牌照管制与利率管制，最后浙江据此定出的具体方案则变为2013年小额贷款公司总数达到100家之类的量化指标，大大削弱了温州试点的意义。

　　其实，只要管制思维还在，就不会消除管制性法规，那么再多的新政都只能在管制的圈圈里打转，在已有的做法上进行有限拓展，而无法对中国的金融业真正做出改革。让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真正的意义远不只是资本，而是民营所带来的竞争刺激下的市场效率和多元化发展。只有改变管制思维，开放银行牌照和利率管制，民营才有可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