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民间借贷应双线多头监管
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在全球经济难寻亮点，欧债危机间歇性发酵，中国经济出现下滑，中小企业出现大面积困难和破产的背景之下，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举世关注。而对于政府究竟该不该出手大力相救的问题上，学界争议颇多。从中央到浙江省及温州市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措施，始终受到质疑，被认为“治标不治本”。温州民间借贷矛盾会因政府出资救市而根本化解吗？政府的救市举动会否成为高利贷抽身的救命稻草？多种疑虑不断，各类解读纷纷。
就相关问题，《华夏时报(微博)》记者10月11日特别专访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微博)教授，请他做了深入阐述。
金融业不够优化
《华夏时报》：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民营经济曾经创造了众多的全国第一，但被曝光的“温州民间信贷危机”，已使温州资金链断裂。为了防止风险扩散蔓延，政府正在出手相救。但人们的疑惑是，政府救市究竟对不对？
郭田勇：首先，当前民间借贷的狂热令我想到了前些年的股市热、房地产热；其次，民间借贷数额巨大、参与者众；第三，谁是民间借贷的最终需求者？主要以中小企业和房地产公司为主。现在，债务链条果然发生终端断裂。
从目前的情况来观察，我认为肯定先要救急，而不能眼看着危机扩大化。若处理不当可能爆发中国式次贷危机。为了维稳，肯定要付出代价。
当然，政府在救市的同时，更需考虑通过加速金融体制深入改革来解决根本问题。一方面金融业要最优化，要使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都能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利率应该自由化，要从体制上解决这一问题。
温州现在出台的一系列应急政策只能治标，长期来看则是金融业改革的问题。若想真正化解危机就需标本兼治。
何况问题并不限于温州一地，自2010年货币政策转向以来，以高利贷为特征的民间借贷市场的风险日益趋高，除浙江外，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地的民间借贷市场情形亦不容乐观。
深层诱因值得明鉴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民间借贷潮的深层次诱因是什么？
郭田勇：民间借贷潮的盛行，直接起因于自去年以来的货币从紧政策。
如果说货币政策的转向是民间借贷乱象的导火索，那么长期以来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则是民间借贷的深层次诱因。
更由于我国尚未实现市场的利率形成机制，央行货币工具往往重准备金而轻利率，使商业银行从理论上的利率管理转向流动性管理，一旦银根收紧，中小民营企业往往成为银行惜贷的主要对象。
一方面大量中小民营企业急需资金却求贷无门，另一方面是负利率、楼市调控、股市低迷环境下大量资金纷纷寻求高回报的投资领域。而正规金融体系既不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也无足够的吸引力将社会资金纳入其中，银行的间接融资作用大打折扣。至此，供需两方绕开银行系统，广泛投入民间借贷领域各取所需，民间借贷之潮怎能不蔚然成风？
《华夏时报》：您如何看民间借贷潮与银行信贷在某些方面的功能缺失之关联？
郭田勇：以小额贷款公司、P2P为主体的非银行信贷实体，在数量上侵蚀着银行存款，为实体经济提供大量融资；在价格上不受限制，体现着市场化的利率。这说明银行信贷在某些方面的功能缺失，如今，非银行信贷在民间借贷领域大行其道，似乎有倒逼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势，甚至银行自身也纷纷通过发行理财产品，开展银信合作等非传统存贷业务，绕开利率限制和金融监管。在此次的民间借贷潮中，就存在银行以委托贷款等方式为民间借贷提供间接融资。
规范疏导已成共识
《华夏时报》：当下，对于温州等地民间借贷之利弊，究竟应如何看？
郭田勇：应该承认，民间借贷的存在有一定道理。民间借贷是融资体系的有益补充，包括P2P、小额贷款机构等在内的民间融资模式，对缓解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
而目前民间借贷所表现出来的风险，主要是在于其高利贷化和全民放贷狂潮的倾向。
作为债务的链条，民间借贷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风险会迅速扩散，小到企业盈利、家庭和睦，大至金融安全、社会稳定，莫不受其冲击。这不仅会危害我国经济金融体系，还容易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
要预防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根本化解民间借贷所蕴含的风险，将其纳入监管体系，以合法的途径加以规范疏导，已成为社会与监管层的共识。
双线多头加强监管
《华夏时报》：对于民间借贷巨大风险，“防火墙”如何建？
郭田勇：民间借贷狂潮有如滔滔洪水，其势不止，部分体现出我国民间金融监管领域的尴尬处境。
目前，我国采取的是“单线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即全国的金融监管权集中在中央，地方没有独立的权力。在中央一级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多家机构共同负责的监管模式。银监会负责监管有国家颁发正式牌照的金融机构，没有牌照的民间借贷机构理论上银监会并不负责，不负责的这些领域一旦出现问题，很可能影响正规金融机构的稳定，这样就出现了民间借贷的监管缺失。而在银监会设立之后，央行主要负责金融宏观调控，但为了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也保留了必要的监管职责。目前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就是由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统计的。但央行温州中心支行发布的保守利率被指与真实利率相去甚远，其对民间借贷领域信息的掌握与监控能力远非健全。
此外，民间借贷领域所表现出的一些特点也表明，目前这种“单线多头”的监管模式效力难以发挥。
一是民间借贷所表现出的区域性、地方化色彩非常强。二是民间借贷一旦出现问题，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也具有区域性。
在民间借贷盛行的地区，往往是资金量巨大且参与者众多。牵涉其中的不仅有工商企业、普通家庭，甚至包括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一旦出现危机，冲击面也主要集中在一些省市或地区。若波及工商企业会影响当地的实体经济，波及银行会危害当地金融体系的稳定，波及普通家庭更会造成当地社会的负面影响。民间借贷与地方政府这种休戚与共的关系，使地方政府主动监管民间借贷成为可能。
因此，我们或可改革民间借贷的监管模式，采取“双线多头”的监管体制，即中央和地方两级都对金融机构有监管权，同时每一级又有若干机构共同行使监管职能。理论上说，这种监管模式适用于地域辽阔、金融机构多而且情况差别大，或政治经济结构比较分散的国家。
从我国民间借贷的现实来看，其地域色彩浓，各种非银行信贷实体参与其中，加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更适宜采用“双线多头”的监管模式。
采用“双线多头”监管模式，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监管权力，调动各级政府金融办的监管积极性，使其加入到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中来。地方政府参与监管，短期内可根据各地民间借贷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监管措施，在信息收集、问题处理、危机预防等方面扮演更积极有效的角色。长期内地方政府或可参与地方民间金融的立法，为合规民间借贷机构颁发合法牌照。地方政府监管机构与中央监管部门相互协调配合，双线并行，将助力于民间借贷的阳光化、合法化，有效化解潜在风险，在长期内引导民间借贷在我国融资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外围工作先做到位
《华夏时报》：您认为民间借贷资金链条断裂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郭田勇：民间借贷的供给者方面，参与者众多。家庭和个人的储蓄存款从银行系统流向民间借贷领域，国企甚至是上市企业的自有现金从投资转入放贷，而银行则通过个人贷款、企业委托贷款等多种形式为民间借贷推波助澜。民间借贷的需求者多为中小民营企业，为了满足自身临时性、过桥性的资金需求，有时不得不承担60%的高额年息。而高额的资金成本仅仅建立在平均10%的利润率之上，其债务偿付能力可想而知。
问题的复杂性并不仅限于此，在民间借贷的最终供需者之间，还活跃着数量庞大、层级繁多的中介商和二传手。以小额贷款公司、P2P等为代表的非银行信贷实体，扮演着民间借贷领域传统的金融中介角色，而如今，典当行、担保公司、个人、企业和银行也纷纷加入其中。以低价融入资金再以高价贷出，是他们主要的盈利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各中介商仅与上家和下家接触，并不关心资金的最终需求和真实用途。民间借贷链条由此拉长，推高了资金价格，其蕴含的风险不言而喻。
《华夏时报》：一方面救市，一方面声称不保护高利贷，其间关系如何理解？
郭田勇：高利贷本来就是不合法的，本来就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加以约束。政府只应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
《华夏时报》：中小企业定向宽松的难点何在？强调对坏账容忍度的同时，如何在不破坏商业原则的前提下核销坏账？
郭田勇：定向宽松只是作为一个政策提出来，在实际的操作中，确实不容易。我们可以规定金融机构对于中小企业可以给予一些单独的指标，但实际并不一定很容易控制。所以解决这个问题仍需冀望于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华夏时报》：从救市，到根本性的体制改革举措出台，您有怎样的预测？
郭田勇：肯定存在这种趋势，但根本性的改革，涉及银行业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开和利率市场化，有一些前期性工作现在还没有做，比如银行的破产制度、存款保险制度等，都应尽快来做。否则，盲目放开管制和推进利率市场化，恐怕是有问题的。因此，我认为现在应以本次民间借贷危机为契机，尽快着手将外围工作先做到位。
《华夏时报》：您估计民间借贷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其对银行业和经济直接影响的担忧是否被夸大了？
郭田勇：夸大之说恐怕不能成立，从量上来看，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夸大。
前两年有相关的调研课题认为，中国民间借贷的规模占到银行业信贷总量的10%到20%。我们就按照10%来估计，考虑到近年来民间借贷的泛滥，今年的量肯定比以往有所增加，所以我们判断，从现在的增长态势来看，民间金融放贷总量占正规金融(50多万亿的放贷总量)应在20%左右，那就应超过10万亿。所以我认为其最终有可能导致中国的次贷危机。
防止更大危害出现
《华夏时报》：更大的危害是什么？是正规及非正规贷款市场中信贷资金的撤出和蔓延效应吗？
郭田勇：更大的危害是有可能导致实体经济被撂荒，大量资金从事投机性金融活动。而一旦出问题，就有可能是一部分人的财富缩水。但我们更担心正规金融机构在危机冲击下，出现大量损失。
《华夏时报》：由于温州政府与中央有关部门、银行以及当地企业已协同合作来稳定实体经济中的信贷，围绕民间借贷问题的恐慌和假想的最坏情况是否已经结束？
郭田勇：政府的行动应着眼于标本兼治，从治标角度看，短期内肯定要稳定局势。目前温州金融市场的局势肯定是稳定了，但最根本的，还取决于资金链条会否出问题。稳定局势以后，现在银行还要不要继续追债？如果不追债，银行的不良资产怎么办？如果要追债，银行的钱究竟谁来还？这些以后都是问题。
各地或应未雨绸缪
《华夏时报》：在银行提供流动性和政府的帮助下，未来几个月温州会否出现企业与债务重组？
郭田勇：这是有可能的。
《华夏时报》：其他地区民间借贷的问题，如浙江其他地区、山西、内蒙古、福建和广东部分地区会否继续涌现？
郭田勇：这也正是我们所担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相关的地方政府应以温州为鉴，未雨绸缪，尽量将风险消除在爆发之前。
《华夏时报》：随着出口增速大幅下跌以及经济放缓，很多中小企业是否会面临更大困难？
郭田勇：这是我们之所以担心民间借贷触发中国次贷危机的一个原因。当经济增速下滑、出口形势严峻、房地产市场加紧调控时，都有可能导致中小企业包括房地产企业更加困难，使其还不起银行的钱。因此，政府一方面要控制风险，另一方面也要找到政策平衡点。
《华夏时报》：尽管银行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敞口有限，明年银行不良贷款是否会增加？
郭田勇：有这种可能性，如果要从维稳的角度来看，稳定肯定要付出代价，因此有可能形成一些不良贷款。
《华夏时报》：银行业应对资产质量恶化拥有哪些额外的缓冲准备？
郭田勇：我们都不希望银行成为被动的受损者，这要看未来到底会对银行形成多大的问题。一般而言，从中国银行业总体来看，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还比较强，但最终问题到底有多大，现在并不好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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