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张辉：2017年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全国人民乃至世界瞩目的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分别于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隆重开幕。北大经济学院自2014年开始，推出“‘两会’专家学者笔谈”，畅谈改革，分享智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年的“专家笔谈”也将在“两会”期间如期与广大读者见面。

　　张辉：“一带一路”：邦音殊邈国谊长，同沐春风各有香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一带一路”愿景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提出的，整体战略思路形成于2013年，完善于2014年，实施于2015年。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6年政府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建设，2017年则要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下，全球经济发展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发展中经济体越来越边缘化，发达经济体国内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加深之后，中国在新的时代节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在“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丝路精神指引下，依托“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三同”（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平和互惠共赢的全球化新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中国广泛地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建设当中，并逐步搭建更加公正、和平、互惠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将传承自两千多年前开辟的“丝绸之路”与海上枢纽相结合，涉及沿线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活跃了欧亚非大陆上多个经济圈，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一带一路”目前所覆盖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具禀赋，其地理历史背景与经济发展情况既各不相同，又相互关联。中国与沿线各国合作的实质是要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共赢目标，这需要合作区内各方密切的产业协同来维系。“一带一路”使中国通过中亚、东欧与欧洲发达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巩固了中国在全球价值双环流结构中的第一循环地位。同时，第二个循环中的沿线各发展中国家（除新加坡），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互补性较强，都有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迫切需求。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自身发展的经验也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发展中国家，目前都面临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的紧迫任务。根据世界银行对国家收入的分类，1987年，共有49个低收入国家，其中26个国家在2015年仍是低收入国家。而中国、赤道几内亚、圭亚那、马尔代夫四个国家变为上中等收入国家；19个国家（孟加拉国、不丹、柬埔寨、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老挝、莱索托、毛里塔尼亚、缅甸、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圣多美与普林西比共和国、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苏丹、越南、赞比亚）在2015年晋升为下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大多与中国相毗邻，属于亚非交界处的国家；2015年，低收入国家仍然主要位于非洲和亚洲南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30多年的时间内从低收入序列提升到上中等收入行列，且目前正在向高收入发展中国家行列迈进，为世界范围内的脱贫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8-2015年，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年均GDP增速9.71%、人均GDP增速约9%的“奇迹”，在2010年超过日本之后一直稳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期间更是创造了两个连续五年年均增长率超过10%的高速增长周期（第一次：1992年至1996年，年均增长12.4%；第二次：2003年至2007年，年均增长10.8%）。2015年我国经济总量分别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60.6%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263.5%，人均GDP也从改革开放之初占全球平均水平的8%迅速提升至2015年的80%。

　　亚洲特别是东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欧洲和北美的逐次崛起，逐渐与世界经济中心渐行渐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日本的快速崛起，特别是日本经过20世纪50-70年代20多年的高速增长（包括三次持续时间较长的景气，即1954年12月至1957年6月的 “神武景气”、自1958年7月至1961年12月的“岩户景气”和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的“伊弉诺景气”；两次短期景气，即1962年10月至1964年10月的“奥林匹克景气”、1971年12月至1973年11月的“列岛改造热”），又把亚洲带回了全球经济中心，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亚洲1970年占全球GDP为16.5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也将亚洲重新推升到了世界经济第一的位置，截止2013年亚洲占全球GDP为30.69%，超过欧洲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大洲。可以说，随着日本20世纪60、70年代通过与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产能合作，20世纪70、80、90年代将该产能合作进一步扩散到亚洲五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大陆，由此将亚洲特别是东亚重新带回了世界经济舞台中央，而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则将亚洲推升到了世界经济舞台的巅峰位置。

　　从全球欧盟、北美和东亚三大经济体的贸易角度来看，2002年中国对欧盟进出口总额为1185.473亿美元，第一次超过日本对欧盟进出口总额（1107.711亿美元）。之后，中国与日本与欧盟的贸易差距进一步拉大，截止2014年中国对欧盟进出口贸易总额是日本的4.3倍（2013年是3.9倍）。2003年中国对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进出口总额为2083.917亿美元，第一次超过日本对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进出口总额（1890.308亿美元）。之后，中国与日本与北美的贸易差距进一步拉大，截止2014年对北美进出口贸易总额是日本的3.2倍（2014年是3.0倍）。2007年中国对东南亚七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进出口总额为1721.821亿美元，第一次超过日本对东南亚七国进出口总额（1721.179亿美元）。之后，中国与日本与东南亚七国的贸易差距进一步拉大，截止2014年中国对东南亚七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是日本的1.6倍（2013年是1.4倍）。

　　从经济结构演进看，我国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均获得了实质性进展。与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从1978年的工业化初期进入到现阶段的工业化中后期，已实现了近70%，距离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已为期不远；农业现代化水平已从低收入穷国水平提升至当代上中等收入国水平，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70.5%（当代低收入国平均为72%）降至36%（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平均为30%）；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5的56.1%。而且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和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在保持高增长的前提下，稳定性也大大改善了。

　　根据联合国工发组织世界制造业发展报告，我国为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按照2000年不变价计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从1995年的5.1%上升到2014年的20.8%，第一次超过占比19.30%的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在制造业产品产量方面，2014年，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其中，烟草类占比49.8%，纺织品类占比29.2%，衣服、皮毛类占比24.7%，皮革、皮革制品、鞋类占比33.4%，碱性金属占比23.8%，电力装备占比28.2%，其他交通工具占比34.1%；有15个大类名列前三；除机动车、拖车、半拖车一个大类外，其他21个大类所占份额均名列世界前六位。全球近一半的水泥、平板玻璃和建筑陶瓷，一半左右的手机、PC机、彩电、显示器、程控交换机、数码相机都在中国生产。在上述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外，在近年兴起的知识密集型互联网经济领域，中国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京东更是占据了全球互联网经济十强的四席，成为全球互联网经济领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从区域空间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中亚、南亚、中东等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覆盖东南亚、印度洋、北非和西非地区。这些地区各国发展阶段各异、产业结构各异、资源禀赋也存在差异。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齐全的产业体系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与沿线各个国家都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贸易互补性。

　　目前，不管是从经济发展阶段还是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目前都处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中间水平，这决定了中国将在这个体系中起到上下承接的作用，承接来自北美、西欧的新技术、新产业，同时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进行产能合作，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双循环。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的贸易互补性也可以看出，在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中国在工业制成品方面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而沿线国家在初级产品方面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且各国最具优势的产品又各不相同，这些都表明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具有良好的产能合作基础和无限发展空间。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吹响了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号角，中国将带领亚洲经济继续保持全球领先的水平，同时实现更大区域内的经济协作共赢与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