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副教授钱立：我国在减税方面尚有巨大空间

　　全国人民乃至世界瞩目的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分别于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隆重开幕。北大经济学院自2014年开始，推出“‘两会’专家学者笔谈”，畅谈改革，分享智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今年的“专家笔谈”也将在“两会”期间如期与广大读者见面。

　　钱立：减税：为经济的提质增效添动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当前我国的经济面临诸多困难，大体可以分为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国内经济主要问题集中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过去这些年，投资了过多的钢铁、煤炭等重型、基础性工业行业，造成了今天的严重产能过剩，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些都是与我国经济过重依赖各级政府及其国有企业的投资密切相关的。因为掌握投资决策权的人不是以自己所有的财产去投资，而是拿别人或公共的财产去投资，从根本来说他们就缺乏承担经济责任的地位和完全的动机，投资出现系统性的失误并非是什么难以理解的怪事。从国际经济环境看，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存在政府越来越多干预经济的趋势，货币发行泛滥，社会保障不断加码，政府债台高筑，很多政府的财政不堪重负，导致老百姓的收入和财富水平徘徊不前甚至倒退，国际市场日益萎缩，导致国家间经贸关系日益紧张，国际竞争中的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大。

　　我国正在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同时政府也在不懈地清理不必要的审批项目，力争更多地简政放权。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许多新兴业态正在迅速崛起，而许多传统行业却面临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而经济转型、创新的主体在企业，减税将为企业提供巨大的用于创新和投资的资源。关于我国宏观税负到底程度如何也有很大争议，但从居民和企业对经济资源的支配规模与政府和国企对经济资源的支配规模相比较来看，毫无疑问，我国在减税方面尚有巨大的空间。

　　过去十多年我国经济之所以能高速增长，中国制造占有国际市场的很大份额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近些年来，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产品越来越具有市场竞争力，以及许多发达国家对我国贸易和投资的更严苛的管控，导致我们必须重塑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而为企业减税、减负，让他们更具活力，就是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其实，为增强本国企业的竞争力，改善本国投资环境和经济环境，很多国家都在殚精竭虑，动用各种手段。例如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第一的口号下，力图重振美国的实体经济，以给本国居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他将要采取的措施就包括，压缩政府行政开支，限制政府官员退休后的游说活动，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筹划给企业减税，给中产阶级减税，这将是吸引更多投资、创办更多企业和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不二法宝。

　　我们都知道， 政府自己并不能凭空创造税收收入，而税收必然来自于一国居民的劳动、投资等经济活动所创造的收入或形成的资本。而税收规模的扩大，势必会导致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来使用和管理征税和财政的支出，也就是说，势必要从创造财富的劳动、资源和资本中抽出更多的人力物力用于无法创造税收、而是仅仅消费税收的活动，也就是政府规模将不断扩大。这就从创造财富和仅仅是消费财富的比例下降中制约了经济的增长，而不是促进经济的增长。

　　人类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已然明白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发展经济的目的，全在于每个人在所允许的稀缺资源中不断地做出选择，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人的生活品质。而在任何时刻，每个人对商品和服务价值的高低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也就是说，他越是能自由地进行选择，在现代经济中这就表现为市场的自由交易，他就越能最大化地满足其目的，经济学的术语是最大化其效用或主观价值。因此，我们若将居民的劳动所得和投资、企业经营所得越多地留在居民家庭手中，由他们自由支配进行各项消费和投资，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的目的，这本是经济发展的真义，同时也是最有效的价格信号，引导着企业家们将资源向最有效的方向配置。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要为他们的决策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承担失误的责任。而将这些收入通过强制性税收征收到政府手中，再通过政府的社会计划或政策支付出去，必定有相当部分是不为消费者所亟需，造成资源的浪费。经济史和现实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

　　有人说市场不是完美的，而是会失灵的，比如在公共产品和负外部性的情况下；也有人说，市场配置资源最多能实现效率，但往往结果是人们获得的收入是不公平的，需要政府这只手的干预，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以减缓这种收入的不公平。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主张的背后都隐含着相应的经济学和伦理学学派的学说的支持。从经济学方面来说，这就是我们当今一般教科书所教授的主流经济学的主张，经济学界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而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存在着许多根本的缺陷，将其用于理解和指导实际，已经并且必将造成许多恶果。其中关于公共产品和负外部性的理论等，完全植根于错误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方法之中，根本不是科学的理论。而关于什么是公平和正义的理论，不同的伦理学学派有着全然不同的理论，我们这里无法展开讨论，但到了指导收入再分配政策的经济学理论那里，公平完全简化成了对不同个人或家庭收入多少的数量度量上去了，完全忽略了每个人或者家庭收入和财富的不均是由众多的因素造成的。我们必须区分哪些是诸如每个人的体力、智力、生长环境等人类不可避免的多样性因素所造成，还是因为是人类的制度安排导致的某些人有特权、某些人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等人为因素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不平等。只有将这些因素以定性的方式分辨清楚，才有可能对症施策，看哪些是我们根本改变不了、也无需人为改变的，哪些是我们的制度不合理，应该从制度层面加以改进的。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些数量指标就来得出公平与否的结论。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应对当前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提升这样更具功利性的角度看，还是从尊重每个人对自己的财产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的意义这个根本点上看，不断地减税、缩小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始终都应成为我们长期坚持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