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再次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项目和18个子项，包括取消基础电信和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备案核准等事项。而其中，引来最大关注的是电信业务资费标准审批的取消。

　　过多的行政审批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产品，无助于效率的提高和市场的运转。就电信资费标准审批而言，其等同于对资费设限，不利于差异化资费标准的形成。取消该项审批本身固然值得肯定，但资费是否会因此而下降却需要打一个问号。

　　我国电信资费标准之高一直备受诟病，无线情报(W ireless Intelligence)发布的统计报告称中移动以7.83亿用户位居全球第一大移动运营商，有调侃指最令人羡慕的不只是拥有最大的市场，而是拥有最大市场的同时还收费最高。降低资费标准的呼声从未减弱，但若寄希望于此次审批取消对价格下调产生有利推动则略有些一厢情愿了。事实上，电信资费标准本不由政府定价，正如工信部所言，现时电信业务定价方式主要是“市场定价”，这里的市场准确来讲其实是移动、联通和电信这三巨头。即使审批取消，即使工信部兑现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动企业不断提高电信资费透明度的承诺，只要没有其他竞争压力，掌握着实际定价权的三巨头更大的可能是选择保证垄断超额利润的价格同盟，亦即延续现时的做法或变本加厉，总之，几乎不可能是突如其来地让利降价——— 增加透明度又如何，大可明明白白地高收费，消费者又没有其他选择。

　　归根结底，还是行政垄断这个老问题。对于电信运营商利用市场支配地位享受垄断利润最有力的例子，莫过于中国移动[微博]在内地香港的“一国两价”。此前，中国移动香港推出68港元享受1600分钟通话、10000条短信以及无限上网流量等服务的套餐，引发内地用户极大不满，曾有辩称两地情况大不同，中移动香港作为市场追随者只能采取低价策略。而最近刚推出的中移动4G套餐，内地每M流量约0.23元，每分钟通话约0.28元；而香港则为每M流量约0.1元，每分钟通话约0.06元，香港套餐比内地的便宜了一半。4G时代刚刚开始，在两地是同时布局和起步的，不存在市场份额问题，追随者的低价策略等借口也不再适用。根本原因一直只有一个，内地的电信市场处于三巨头的高度垄断之中，而香港市场上主要电信运营商多达17家，是亚洲乃至全球电信业市场运营商竞争最激烈的地区。

　　电信资费标准的合理下调，最根本仍在于打破电信行业的高度垄断，促进市场竞争。从去年12月至今，工信部已放出首两批虚拟运营商牌照，客观而言，虚拟运营商的出现游离于消费者获得个性化服务之外，未必可以降低资费。因为，工信部早已明确规定民资不得进入最核心的自建网络，尤其是驻地网，虚拟运营商无论如何均需依赖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而有业内分析师指，基础运营商给予虚拟运营商的批发定价并不便宜。于是，虚拟运营商的出现其实并不是增大了基础运营商的竞争，甚至可以说是以另一种方式在帮基础运营商赚钱。发放各类牌照让其他企业参与边缘业务，显然并不足够。

　　电信资费标准取消审批值得肯定，但若冀望其降资费则略显天真。实际定价权掌握在三大电信运营商手中，降价终须打破垄断促进竞争，尤其是核心领域的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