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资料图）

　　吴敬琏：改革守望者

　　“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国家。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暮年，希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推进，这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为它与每个人的福祉密切相关，也关系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2008年“两会”召开前夕， 结束15年政协委员任期的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今后将淡出媒体视野，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上。

　　从此，政协的舞台上少了一个瘦削的身影，喧嚣的“两会”上人们再也听不到他大胆直率的声音。他女儿曾希望吴敬琏能在退休后重拾年轻时的爱好——木匠。不过，“进亦忧，退亦忧”，沉重的使命感使这位老人不能放松。他密切守望着中国改革的进程，不时发出警醒世人的声音。

　　一

　　2008年，中国各地都在筹办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活动。长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让世界瞩目东方，也让国内洋溢着乐观的气氛，即将举办的北京奥运会更让“中国崛起”的舆论悄然兴起。

　　吴敬琏却提出了警告。在上海的一次讲演中他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资产泡沫的严重程度已经不亚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亚洲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CPI涨幅也超出了温和通胀的水平。他呼吁宏观当局稳住经济，避免发生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一语成谶。北京奥运会结束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迅速向世界各国蔓延。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内需不振，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中国的出口订单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东南沿海的制造商纷纷倒闭或者减产，火车上挤满了带着被褥返乡的农民工。2008年四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仅有6.8%，较前三季度锐降三分之一。

　　吴敬琏认为，金融危机的冲击仅是外因，中国经济困难更多是内因所致。中国的增长方式一靠要素投入来支撑增长，二靠出口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两大特点使得中国经济难以持续，早在2007年下半年出口企业已经出现经营困难。他提出“标本兼治”的应对之道：治标之策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稳住市场；治本之策是要通过改革，消除制度性障碍，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但在主流的意见看来，中国经济困难是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中国只要用财政货币政策创造足够的需求，待到西方国家经济走出困境，增加出口，经济就可以全面复苏。主流意见占据上风。中国政府迅速出台4万亿元投资和10万亿元贷款刺激经济，誓言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的救市大手笔赢得了国内外的许多赞誉，吴敬琏却感到忧虑。他在为《新政VS大萧条：被遗忘的人和事》一书译本所写的序言里说：“如果单纯依靠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只是强调要通过扩大政府公共开支和投资来增加社会需求，而不去着力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中存在的问题，收到的恐怕是南辕北辙的结果。”他也写下了自己的担心：“经济复苏的苗头萌出后，人们所产生的乐观情绪很可能使我们不去继续深化对危机产生机理的认识，不能正确处理后危机阶段的各种后续的政策问题，从而重蹈覆辙。”

　　果然，在中国成功“保8”、经济率先回升之后，乐观情绪开始弥漫。殊不知，此时的中国经济已经陷于两难困境。高强度的刺激政策如果不退出，资产泡沫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如果退出，增长速度就会下来，“半拉子工程”会大量出现，银行不良资产会增加。

　　上世纪80年代，围绕经济是否过热，中国经济学家们曾经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有人问吴敬琏是“过热派”还是“不热派”，吴敬琏回答道：“我是曲突徙薪派。”在成语故事里，那些防患未然的意见易被忽略，“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

　　吴敬琏不在意奖赏，只希望能及时解决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真正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建立一个能够保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环境和体制。

　　改革仍然是党政文件里的常见词汇，改革的实际进程却出现了逆转。政府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频繁干预微观经济，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次报告会上，吴敬琏尖锐地指出，中国出现了向旧体制回归的现象，“我们需要打破阻力，一定要挡住，不开倒车，切实往前推进改革”。

　　二

　　其实，早在2004年第3次改革大争论爆发以后，改革进程就开始放慢，尤其是国有经济停止了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布局调整”改革，悄然转向“做大做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借助政府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大肆进军各种领域，一些民营企业被收归国企麾下。尽管“国进民退”的现象遭到了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止这种逆改革的发展，政府越来越强势地控制整个社会经济。

　　“中国模式论”出现了。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救市的能力和效率得到了好评。某些人士声称，以强有力的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为特征的“中国模式”成就了“中国奇迹”，也将成为世界仿效的榜样。如果说，在2008年之前的数年间，批评、否定改革的“改革失败论”一度甚嚣尘上，那么从2009年开始，以“中国模式论”为代表的“改革成功论”越来越响亮。既然改革已然成功，“中国模式”举世应学，何必再改革呢？

　　“我们要兢兢业业、谦虚谨慎，而不要忘乎所以。如果对运用行政手段应对金融危机的成绩做过分乐观的估计，那是相当危险的。”吴敬琏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模式论”对改革意味着什么。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概括地说，目前的行政干预并没有解决权力监督和约束问题，反而在特定时段和某些问题上有所加剧。”

　　这种泼冷水式的提醒似乎并没有人乐于听取，“中国模式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一些政府官员也热衷于推荐鼓吹“中国模式论”的书籍。他们认为，依靠这种模式中国就有希望在今后二三十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傲视世界。

　　“高铁奇迹”被赞誉为“中国模式”的一个样板。吴敬琏通过剖析“高铁奇迹”的真相指出，依靠国家的强力推动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高速度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目标，这种做法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尽管短期内可能营造出看起来颇为辉煌的政绩，但是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既不可持续，又将造成严重后患。“使国家权力趋于腐败，破坏市场平等竞争秩序，压制竞争这个经济繁荣的源泉，造成制度根基的破坏，还为以权谋私和寻租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这是吴敬琏在2010年5月为一本揭露“高铁奇迹”的书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当时“高铁奇迹”正如日中天。

　　一年后，随着铁道部长刘志军的倒台，人们才逐渐了解到“高铁奇迹”背后触目惊心的重重黑幕。

　　在多个公开场合，吴敬琏都公开批评“中国模式”。他说，这种被称为“中国模式”的体制一旦确立起来，对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完善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而且早晚会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他呼吁道：“能不能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靠国家的强制力量和政府主导的海量投资去实现中国的发展？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然而，很少有人愿意直面这个严肃而沉重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力不断增强，那些一度指责中国改革被新自由主义误导的新左派们拨转方向盘，起劲地鼓吹“中国模式”。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发生了分裂，一些人怀疑自己曾经相信的价值观，一些人公开支持和赞扬“中国模式”，更有个别人走向国家主义。

　　在这样喧嚣的时代里，吴敬琏的声音显得落寞。

　　三

　　2010年初，在“发展与转轨中的制度暨吴敬琏教授80岁生日”国际研讨会上，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感慨地说，吴敬琏总是忧心忡忡，很少有乐观的时候。

　　就在这一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中国出口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一位。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热切地预言十年后中国将超过美国。吴敬琏承认已经取得的经济成就，同时他也提醒人们，在表面繁荣之下各种经济社会矛盾也在积累。一方面，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另一方面，腐败蔓延，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

　　吴敬琏最忧虑的是改革动力不足。他指出，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活动中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或者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阻碍改革进程；或者假借“改革”的名义，强化行政权力的控制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的不满情绪，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转移目标，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由于多年来改革拖延迟滞，中国的社会矛盾远比以前尖锐复杂。群体性事件日趋增多，暴烈程度显著上升，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甚至一度出现短暂的、地区性的社会骚乱。整个社会越来越骚动不安，从富豪到“蚁族”，从“红二代”到平民，几乎人人都发出不满的声音。

　　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人们对于社会矛盾的由来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尤其是在多重政治事件爆发的2012年，不同政治诉求尖锐对立，争辩趋于激化。一本名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书竟然成为关注的热点，在朝野广为流传。甚至中国爆发革命的可能性也被公开谈论。十多年前吴敬琏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命题再次摆在人们面前。

　　在吴敬琏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它既包含新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因素，也包含旧的、命令经济或称统制经济的因素，“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

　　在文章和演讲中，吴敬琏多次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有人说，这种尖锐的话语会让某些当权者不满。但是吴敬琏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毫不退让。他说，中国的社会经济矛盾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中国还面临着改革和革命的赛跑。

　　吴敬琏一如既往地呼吁执政者尽快重启改革，纾缓社会矛盾。他敏锐地意识到，大众的不满为某些枭雄式的人物提供了机会，他们有可能利用社会矛盾，“用‘打土豪、分田地’一类极端‘革命’的口号，误导深受权贵压榨因而热切希望获得公平正义的大众，把他们引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歧途，使建设现代中国的进程遭到中断”。

　　另一方面，吴敬琏也呼吁人们保持理性，“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2008年以前，吴敬琏的言论往往遭到网络的质疑与抨击。数年过去，吴敬琏的每一次公开发言仍然被网络广泛转载，不同的是，他的支持者越来越多。2012年9月他在《财经》杂志发出“重启改革议程”的呼吁，网络上近万条跟帖中90%都是赞成者。现实的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理性起来，这让吴敬琏感到欣慰。

　　四

　　2012年11月，执政党领导层实现了更替，中国进入了新一轮政治周期。社会各界呼吁改革的声音得到了回应，中共十八大报告誓言“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

　　在吴敬琏看来，中共十八大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把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的明确回答。

　　改革话语在社会上迅速升温。从官员到民众，对于新一轮改革都有很强的期待。重启改革正当其时，吴敬琏更加忙碌起来。他根据改革的历史经验，提出改革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确定改革目标，第二步是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步是实行改革的行动纲领。

　　吴敬琏建议，设计改革的总体方案要采用问题导向的方法，从当前主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入手，探寻造成问题的体制性原因，提出需要进行改革的项目。然后把需要进行的改革按照体制的领域归类汇总，梳理出那些最关键的改革，形成一个“最小一揽子”的改革方案，实现总体方案的协调推进和重点突破。

　　这种整体设计的思路也受到了一些改革人士的质疑。吴敬琏解释说，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精巧的巨大系统，进行系统化的市场经济改革需要预先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他不但牵头组织研究全面改革的课题组，而且亲自研究问题、撰写报告。他提出新一轮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建立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如果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起来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中国的经济体制就比较接近现代文明国家的经济体系了。”

　　尽管重启改革在即，但是吴敬琏深知，对于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怎样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性的社会和法治国家等基本问题，在官员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意见分歧，两种不同方向的争论仍然会继续。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旧思想、旧体制、旧路线的影响根深蒂固，而利用权力聚敛财富的特权力量也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强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果不能够在紧要关头做出正确的选择，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就会走上歧途”。

　　2013年几乎成为吴敬琏最繁忙的一年，几乎每天都奔走在路上。这位年逾八旬的老者出席各种会议和论坛，接受采访，夜间则伏案赶写文章。他利用各种机会阐述改革设想，呼吁人们都积极参加问题的探讨，提出改革建议。因为他坚信，只有通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细心的人们对比发现，《决定》吸收了吴敬琏的许多改革设想和建议。不过，吴敬琏从无一字谈及个人的建言之功，而是呼吁人们正视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将会碰到的阻力和困难。

　　“新一轮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他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历数了改革可能遭遇的种种阻力，恳切地对听众说，“我们一定要群策群力，克服阻力，保证新一轮改革取得成功”。

　　就在这次演讲中，一个听众问他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趋势怎么看，吴敬琏说：“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国家。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暮年，希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推进，这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为它与每个人的福祉密切相关，也关系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近千人的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听众们都站起来，向这位83岁的白发老人致敬。

　　【作者：《财经》记者 马国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