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过去20年中一直交替出现，而如今一面国资大举进入最具活力的民营企业，一面各部委纷纷要求引入民资的情况却不常见

　　文_何伊凡

　　顺丰[微博]快递的创始人王卫，其低调可与同城的华为总裁任正非相媲美：即使你每天都能见到顺丰的快递员，却很难从网上找到一张王卫的照片。神秘的他最近却有开放股权的大动作，以25%的股份，引入了招商局、中信资本、元禾控股三大股东。外界猜测，这是顺丰准备IPO的先声。

　　这三大股东均有明显的国资背景，招商局与中信资本自不必说，元禾控股管理资金规模超过210亿元，曾在2010年与国开金融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国内规模最大的人民币母基金。

　　通过引入国资，改变血统的民营企业，近年来不在少数。如阿里巴巴[微博]在2012年9月完成对雅虎76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马云[微博]及管理层，联合国[微博]资背景的中投公司、中信资本、博裕资本及国开金融持有45.1%股份。

　　另一个表象是，垄断壁垒似乎正在坍塌。2013年8月，华为、阿里巴巴等十余家企业已通过IDC(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牌照审查，并获批牌照，这意味着它有可能进入增值电信业务。同在8月，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亦有推进，国务院最新意见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过去20年中一直交替出现，而如今一面国资大举进入最具活力的民营企业，一面各部委纷纷要求引入民资的情况却不常见。

　　这其中隐含的逻辑是，国有产业型资本在经济减速过程中表现乏善可陈，国有投资型资本却迎来盛宴。国资PE背后，经常能看到中投、国开行、央企等庞大身影，例如中投公司拥有中信资本40%股份，国开行参与设立的数只国际产业基金也非常活跃。本应以稳健为主的国资PE，实际对高溢价的追逐比其他背景的投资者更为迫切。

　　国资PE早期参与国企改制与国企并购项目较多，其策略以直接入股为主，很少采用可转债、对赌等手段以及杠杆策略，因此格外受地方政府欢迎。近两年，它们的准星也渐渐瞄准优质民营企业，民企项目操作起来可能比国企项目要更简单，而民企引入投资者，通常直接以IPO为目标，对投资人而言有明确退出通道。

　　收割民企的好时机也似乎到了：一批民营企业已成为所在领域的老大；未来3－5年中，将是它们交接班的高峰期，“富二代”中有相当一部分都不愿意再做苦哈哈的生意；更关键的是，民营企业手笔越大，往往对政府所垄断的上游资源需求越多。以阿里为例，其边界已超出了公司管理的范围，未来要迈出金融这条腿，还要豪赌“菜鸟”物流，若无国有资本加入，滚动这个雪球并不容易。

　　国有股东能带来的，肯定不仅仅是资金，至少还有一张“良民证”。每一桩交易都描述得如同天作之合，但从事商业报道多年的经验告诉我，80%的故事无法拿到桌面上来说。梁稳根、宗庆后、马云等都曾说过“随时可以将公司献给国家”之类的话，如果站在他们的位置考虑，这些表态就不会显得幼稚可笑。

　　40－50岁之间的中国企业家，退隐江湖的格外多，为何他们的折旧率如此之高？民营企业是否长大到一定程度就唯有靠“投诚”才能绕过天花板？国有资本与民营机制的合体，真能发挥乘数效应，还是会变异为新寡头？这些都是颇具意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