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勋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被寄予了在改革深水区探索前行的厚望。怎样体现开放式的安排，与主要国际货币、经贸兼容，全球性兼容“零关税”，在国家经济成本、企业发展成本、人的生活成本更低、社会更高质量运行等方面创新实验新的运行体制。从政策操作来看，这是可能大有收获的选择，同时也是难度最大的选择。

　　商务部8月22日发布消息称，国务院已于近日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界普遍认为，这意味着上海自贸实验区正式进入操作阶段。

　　作为我国内地首个自由贸易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筹备进展一直备受各方瞩目。国务院曾召开两次常务会议，商讨部署相关事宜。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8月16日讨论通过了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创新对外开放模式，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决定在试验区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和事项，这表明国务院正寻求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实行部分法律豁免。

　　上海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国务院去年批复的深圳前海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政策。去年7月3日国务院正式公布《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批复》。这些政策包括金融、财税、法律、人才、教育医疗、电信等六个方面共22条具体措施。其中，关于金融的相关政策有8条。今年初，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正式开闸，15家银行与15家注册在前海的企业签订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项目26个，协议总金额约20亿元人民币；今年5月，前海正式启动外商投资股权基金企业试点，除首批5家港资参与企业取得资格外，也有10多家近期积极申报；此外，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DII2）试点也有望在前海推出。由此，业内人士分析，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出台，不仅将带动香港离岸市场进一步提速，也将进而推动资本项目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

　　正如通告所说，上海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旨在探索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的发展；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以“特区”形式试点，曾是浓彩重墨的一笔。深圳特区的重要经验和特殊地位之一，就是全国人大曾向深圳给予可以单独立法的特殊授权。因此，有人提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目前所要求的做法，实际上有深圳特区的实践先例可循。

　　不过，从商务部披露的情况来看，目前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没有突破性的信息。眼下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厘清。

　　第一，全国人大在批准国务院提请的法律“豁免”方面，迄今还没有正式进展。商务部也表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将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公布。就上海自贸区而言，有含金量的价值点就在法律“豁免”上。由此看来，商务部此时披露信息，实际上有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突破性进展添火加力之意。

　　第二，与深圳前海特区不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上升成为国家战略，涉及服务业开放、取消行政审批、航运、贸易、管理、金融、税收等多个层面的先行先试。而深圳前海主要以金融创新为主，作为深港一体化的连接点。就此而言，或许未料的深港一体化可能才是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相提并论的区域概念，深圳前海并不能单独成行。

　　第三，金融领域的开放创新，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同为金融开放的试验区，上海自贸区与深圳前海特区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差不多。比如小区域实施利率市场化，等价于双轨制；又如资本项目可兑换、中资银行离岸业务准入、中外合资和有限银行牌照等，只是个案操作，并非普惠政策。这些方面，在深圳前海的先行先试中，多少都已有所触及，只是迄今仍没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另外，对中国金融甚至整个中国市场来说，未来最大的改革挑战是人民币问题——实现完全可兑换、资本账户开放等等。如果希望上海自贸试验区成为上述关键改革的“试验田”、“试水”人民币国际化，可能还不太现实。这些都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寻求特殊金融特区地位时要面对的问题。与此相关联的信息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金融十条”的指导意见，上海已出台42条举措。不过，这些举措与8月21日所传的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九大领域明显还有不小的差距。

　　第四，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频频释放加大改革力度的信号，寻求新一轮改革突破口的愿望非常强烈，无疑，新型城镇化、简政放权的市场化改革、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都属此列。从国务院角度来看，好的政策突破最好是既推动改革，又推动经济增长。不过，从政策操作来看，期待通过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来激发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是可能大有收获的选择，同时也是难度最大的选择。

　　第五，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今后会出台怎样的优惠政策并不是最关键的，重要的是该怎样体现开放式的安排，与主要国际货币、经贸兼容，全球性兼容“零关税”，在国家经济成本、企业发展成本、人的生活成本更低、社会更高质量运行等方面创新实验新的运行体制。

　　总之，经过了35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规模上去了，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距离缩小了，但与全球发达国家在经济管理体制、社会体制、人生成本等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有待进一步缩减。为此，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被寄予了在改革深水区探索前行的厚望。而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布满荆棘。从前海政策延迟落地，我们隐约可看到上海自贸试验区在这些细节方面，仍会存在不少障碍。期待上海自贸试验区能灵活并适应现实的需要，把外需投资和贸易很好地结合起来，放胆走出一片坦途。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