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忠

　　 美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增持252亿美元美国国债，使其持有美债创纪录地达到1.3159万亿美元，继续维系了仅次于美联储的第一大债权国的地位。

　　 当前受美联储将在今年晚些时候逐渐退出QE的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飙升至2.533%，显著高于5月初的1.61%，美债收益率上翘意味着美国债价格下跌，多数美国债投资者开始减持美国国债，投向股市等风险资产市场，如美债第二大持有国的日本减持了17亿美元，海外私人投资者减持290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创今年以来的历史纪录。此时中国选择增持美债的行为确实显得“不同凡响”，令一些人感到困惑。

　　 不过，中国5月增持美债更可能是一种防御性的策略布局，甚至预示着外储多元化思路或将发生微妙变化。其一，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投资边际收益率接近临界值，FDI增速回落和资金外流问题不可遮蔽，尤其是6月“钱荒”，预示去年四季度以来导致外汇储备激增的隐性外债流向发生逆转，即地方政府和企业赖以借新还旧的境内外融资渠道都趋向逼仄，且可能资金外流日益突出，导致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愈发难以维系风险资产的隐而不破。

　　 同时，美联储今年晚些时候逐渐退出QE，无疑会进一步影响中国国际收支风险。而资金流向逆转，可能已牵制了外储多元化空间，即为应对可能的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促使中国降低风险资产的久期化，更多地配置到更易于变现的资产领域，而美国国债恰符合这些特征，因为尽管美国国债风险溢价上升，但其高流动性和迅速的变现能力，更有助于应对可能的国际收支流变风险。

　　 其二，经济增速放缓或正削弱外储多元化空间。近年来的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主要集中于境外要素资源、成熟行业和不动产等领域，这种外储投资布局的必要条件是以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速具有可持续性，而目前内外需求不振，产能过剩和高公私负债水平等，反映继续依赖投资拉动已面临“投资规模化魔咒”。同时，政府外储投资主体，在有效的信息搜集、配比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等方面有一些固有的局限，各国都是如此。因此，选择美国国债虽存在预期损益，但却可规避不确定风险。

　　 其三，当前国务院加强了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反映了一种反思：即倚重政府机构管理外储的利弊得失。允诺构建个人境外投资者制度，顶住各方压力推出上海自贸区等，可权作真正的藏汇于民，即决策正趋向于探索以私人部门的分散投资稳步替换政府的集中管理。这种变化，无疑也将收窄外管局等境外投资空间，使其尽可能持有易于变现的美国国债。

　　 总之，政府外储职责应主要是满足国际收支需求，把更多外汇储备交还给私人部门，让其基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既可缓解外汇占款干扰国内经济金融系统，制造通胀、资产价格泡沫和资源错配等现象，又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