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陈莎莎

　　针对7月12日商务部正式宣布中国将同意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的消息，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该谈判的三个要点，“首先，如何制定‘负面清单’将是中美投资谈判的关键。其次，必须深入分析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收益与趋势。第三，应该让各行业的代表性企业直接参与谈判和规则制定。”

　　垄断性国企内外被逼

　　袁堂军的着眼点在于，中美投资协定对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倒逼”作用。他分析，“中国垄断性国企将受到最大的冲击。”中美投资协定已经进行了9轮谈判，近几轮谈判的矛盾焦点都是——中国国企改革。

　　同时，中国一旦对美国企业开放，就必然带动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开放，由此，国企、民企、外企将完全在开放、平等的平台上，按照市场规律，自然地优胜劣汰，国企的“金饭碗”就彻底失去了保障。“国企垄断背景的行业和企业将‘内外被逼’，包括石化、电力、电信、金融、机械制造等，将被迫加快进行国际化、市场化改革。”袁堂军分析。对于美国，中国国企将不会得到中国政府的特别庇护，而与美国企业在同一平台上公平竞争；对于国内的民营企业，国企同样也失去了政府给予的“王牌”，民营企业将有机会与国企在各方面一争高低。

　　“由此产生的对于中国利益分配格局和经济制度的影响是根本而深远的。”袁堂军表示，中国垄断性国企将受到严重冲击，“而这正是中国国内经济改革中的难点，垄断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利益既得者不可能主动出让利益，这就需要国际规则来倒逼改革开放。”

　　负面清单如何制定

　　中国政府如何为本国企业和国民争取最大利益？袁堂军认为，中国政府要争取到最大利益，最关键的两点要做好：全球价值链分析、企业参与规则制定。他表示，分析全球价值链是基础研究，没有对价值链的深入剖析，中国就无法给自己清晰定位，所谓的战略或对策都将是盲目冲动的“拍脑袋”决定，而价值链分析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价值链定位、收益分析、发展趋势分析；同时，若规则制定中企业的声音未能有效传达，政府决策就缺乏实际的产业和市场的根基。

　　对于不同行业，制定负面清单的力度要适时调整。袁堂军分析，首先，实体制造业要尽可能完全开放，中国十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已经处于十分重要的中心位置，预计该部分的外资准入开放，可以促进跨国企业的研发中心等高附加值部门的参与，无疑会推动我国同行业价值链上下游企业的高端递进；而对于石化、电力等垄断行业，必须“忍痛割爱”，开放给外资进行充分竞争，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进行行业变革，提升国家在该行业的全球竞争力；对于金融等涉及经济安全的关键行业，必须严格要求市场准入，而电力、水利等关系公共安全的行业，国际惯例就是不对外过分开放。

　　倒逼中国经济改革

　　中美投资协定可能会使目前上海、天津、厦门等城市的自由贸易区关于投资自由的开放政策失去一部分其先试先行的优势，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研究室主任张建平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由于中美贸易协定将在全国范围内各个行业广泛施行，若中美投资协定先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而实行，那么目前上海等地提出的自由贸易区将只能更侧重贸易自由，而不是投资自由。”

　　之前有媒体分析，中美投资谈判的意义堪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此，张建平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达了否定意见，他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决定二者意义不同，“首先，中美投资谈判只是中美双边关系，与WTO提供给中国的多边贸易开放平台不可同日而语；其次，中美投资谈判只涉及投资关系，而WTO谈判最核心的内容是服务贸易，也就是说，投资只是WTO谈判中的一个部分；最后，WTO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商务人员流动、知识产权保护、海关、检验检疫等多个方面有系统性深远影响，而中美投资协定只限制在投资领域。”

　　然而，袁堂军则认为中美投资协定的层次超过WTO，他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中美投资协定算是全球划时代的事件，中美BIT（中美投资协定）将倒逼中国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改革。”而对于中美投资协定与WTO的关系，袁堂军进一步分析，“BIT是介于WTO与TPP之间的，TPP是WTO的全面升级版，BIT又是WTO框架的提升。我完全同意这是中国的‘二次入世’，并且是中国发展惟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