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

　　 “今年以来，一些经济指标在回升中又出现了轻微下落，一些经济指标继续呈现回升态势，但回升的幅度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对本报记者表示。

　　 刘树成认为，整体来看，我国经济形势延续2012年9月以来的企稳回升的态势，但处于弱回升的态势。“经济运行的上行动力和下行压力这两股力量相互交织，经济运行的上行动力并不强劲，经济回升的基础或回升的趋势并不稳固。”

　　 刘树成指出，这种形势不利于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我们应该努力使经济由弱回升转入适度回升，但仅靠放松货币政策还不行，还必须加快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即有利于激活投资、扩大消费、使企业有实际的或预期的赢利这样一种宏观经济环境。

　　 上半年经济呈弱回升特点

　　 《21世纪》：您如何看待我们今年以来的经济形势？

　　 刘树成：从2012年9月起，我国经济运行的多项重要指标都结束了近两年多的探底下滑，开始出现企稳回升态势。但是，进入2013年后的头几个月，各种经济指标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一些经济指标在回升中又出现了轻微下落。如：GDP当季同比增长率今年第一季度轻微下落到7.7%，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长率今年又轻微下落到5月的9.2%；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当月同比名义增长率今年前5个月下落到12%左右。固定资产投资月度累计同比增长率，去年5月至今年2月有所上升，但今年3月之后又轻微下滑，至5月累计增长率降至20.4%。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经济指标继续呈现回升态势，但回升的幅度不大。如：房地产开发投资月度累计同比增长率，由去年下半年的15%至16%左右，上升到今年前5个月的20%至22%左右。

　　 广义货币M2月度同比增长率，今年1月到5月为15%至16%左右，超过年初的预期增长目标13%；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中采PMI），由今年2月的50.1%，上升至5月的50.8%。但汇丰银行公布的以中国中小企业样本为主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汇丰PMI），今年4月、5月、6月连续下降，5月和6月降到50%以下，跌破了警戒线。

　　 《21世纪》：综合上面这些指标，该如何判断当前的经济形势？

　　 刘树成： 由以上各种经济指标的表现来看，本轮经济回升目前呈现出弱回升的特点。在弱回升中，经济运行的上行动力和下行压力这两股力量相互交织，经济运行的上行动力并不强劲，经济回升的基础或回升的趋势并不稳固。

　　 在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前9轮回升中，大多都是强回升。由此，带来的是经济大起大落的大幅度波动。而在第十轮经济回升中，即从2000年开始的回升中，克服了过去强回升的弊端，从2000年至2003年，经过4年，逐步、适度地回升起来。随后，从2004年至2007年又在较高位势上运行了4年。这样，前4年，增长比较适度；后4年，增长有些偏快。

　　 “刹车容易，启动难”

　　 《21世纪》：形成这种弱回升的原因是什么？

　　 刘树成：我认为，形成本轮经济弱回升局面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四大因素。首先， 从国际方面说，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转变为“深度转型调整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不断发酵，外需低迷不振的局面仍将继续，国际经济走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从国内方面看，我国经济已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期”，转变为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增长阶段转换期”。在这种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大背景之下，我国经济增速的回升很难像过去那样进入“强回升”状态。

　　 其次是，宏观调控政策因素。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对于经济波动的高低起伏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本次宏观调控政策放松的力度并不大，由此使经济回升的力度也不大。具体说，一来，2008年至2010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为了“保增长”，曾采取了大力度的宏观调控刺激政策。本次宏观调控吸取了上次“保增长”时的经验教训，没有采取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二来，目前我国宏

　　 观调控政策放松的空间有限，受到两种价格（居民消费价格、住房价格）上涨压力的制约，以及受到产能过剩的制约。居民消费价格的上涨压力主要来自成本推动的影响，诸如劳动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资金成本等上升的影响。至于房价，近些年来就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有效解决房价上涨的可靠办法。房价上涨的压力，成为现阶段束缚我国宏观调控、束缚我国经济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卡脖子“瓶颈”。不突破这个“瓶颈”，宏观调控政策的施展空间就受到很大的局限。

　　 第三是，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因素。过去我们常说，每逢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之年，就有一种“换届效应”，而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初的这次大换届，还没有看到原先那种助推经济高速增长的“换届效应”。是过去那种“换届效应”没有了，被克服了？还是往后推移了，尚未完全释放出来？一下子还难以下结论。但从这次换届是规模比较大的换届来说，各级新领导班子要对原领导班子的重要决策和规划进行调整，要形成新领导班子的决策和规划，这无疑需要有一个调研过程、思维过程、酝酿过程、决策过程、融资过程和具体实施过程。所以，各地方、各部门一下子还难以形成向上助推经济迅速回升的力量。

　　 再者是，市场波动因素。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在向上转折时与向下转折时，即在经济回升的“启动”时与在经济扩张的“刹车”时，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是“刹车容易、启动难”。而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则相反，一般是“启动容易、刹车难”。

　　 《21世纪》：为什么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是“刹车容易、启动难”？

　　 刘树成：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亏。当经济波动处于低谷阶段时，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面临困难，其生产经营的预期前景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预期前景都不被看好。企业既面临着眼前的困难，更对市场前景缺乏信心，市场上充斥着悲观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认为，扩大生产和投资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还要冒着风险。这样，企业利用自有资金或通过借贷来扩大生产和投资支出，以及银行放贷，都极其谨慎。由此，经济回升的启动比较难。当经济波动处于过度扩张之中而需要刹车时，企业和银行都唯恐刹车不及而受损失，因此，经济扩张的刹车比较容易。

　　 通过改革促使经济适度回升

　　 《21世纪》：前面提到，我国经济回升处于“弱回升”态势。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应再走“强回升”的老路。那么我们是否通过努力，进入“适度回升”态势？

　　 刘树成： 在“弱回升”态势下，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三大收入的增长均受到影响（企业利润收入、国家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特别是企业的生产经营面临诸多困难，加之市场前景不看好，市场情绪不乐观，这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利于调整经济结构，不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从企业利润收入看，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5.3%，跑输了GDP。2012年GDP增长是7.8%。特别是2012年前9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各月累计同比增速均为负增长。

　　 从国家财政收入看，2013年第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6.9%，跑输了GDP。第一季度GDP增长为7.7%。

　　 从居民收入看，2013年第一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6.7%，也跑输了GDP。2013年第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速9.3%，略高于GDP增速，但比去年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速12.7%下降了3.4个百分点。

　　 三大收入的增速均在下降。这种状况能不能持续？能持续多久？恐怕各方面都不太适应。所以，我们还是应该通过努力，进入“适度回升”态势。

　　 《21世纪》：为了让经济尽快转入“适度回升”态势，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刘树成：根据美国著名的研究经济周期的学者哈伯勒的观点，在经济波动由扩张向下转折时，通过货币政策，提高利率，紧缩银根，限制信用，即可使经济扩张停止而转入收缩，即“刹车容易”。而在经济波动由收缩向上转折时，单凭放松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使信用代价低廉，扩大信贷规模，使信贷供给充裕，却不一定能使经济收缩迅速停止而马上转入回升，即“启动难”。对我们的政策启示是：为了使经济由收缩转入回升，仅靠放松货币政策还不行，还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即有利于激活投资、扩大消费、使企业有实际的或预期的赢利这样一种宏观经济环境。

　　 这就需要：其一，通过深化改革，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来激活投资和扩大消费。其二，通过转方式、调结构，直接扩大消费，并扩大与提高消费能力有关的投资。特别是结合城镇化的发展，提高医疗、教育、住房方面的消费和投资，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中最为关切的“三座大山”问题，即“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买房难、买房贵”问题。其三，对于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来说，还有一定的放松空间，特别是当前物价涨幅较低。总之，通过努力，形成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使经济运行进入“适度回升”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