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评论员 商寅泉

　　不管传说中的40万亿元城镇化规化投资是否属实，城镇化从2013年起进入快车道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对于这样一个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城镇化是一个吃不得后悔药的大工程。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把城镇化当成个政绩工程来推动，则是必须要加以警惕的。

　　中国人喜欢做政绩工程，并且不乏实例。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80年代国企改革的减员增效、超越时代发展的住房制度改革，一哄而上的开发区热，强拆引发剧烈矛盾的旧城改造等，都属于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政绩工程。最典型的事例是那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大跃进，城市中强迫居民砸铁锅大炼钢铁，农村开办大食堂宣称进入共产主义，农业生产号称小麦亩产超万斤。大跃进提前透支生产力，大量消耗资源，政治上损害了中国普通百姓的感情，经济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60年代初的那场自然灾害，与50年代末的社会狂热不无关系。

　　政绩工程的核心是急功近利。本来要用10年完成的事，非要3年就必须做好不可，本来要用50年做成的转化，非要规划10年完成不行。比如，大跃进年代为了显示大跃进的成果，小麦亩产就上了万斤，这就是逼着当事人做假。农业科技发展到今天，小麦亩产也才千斤，好的能达到1200斤，而50多年前就在党报上宣传亩产万斤，这不是政绩工程还能是什么。本来工程是经济上的事，但中国的工程前面还要加上“政绩”俩字，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挂钩，发展经济不是造福百姓，而是为了给个人升迁铺路搭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这样的政绩工程很危险。

　　政绩工程的要害是不尊重客观规律。城镇化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阶段，城镇化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社会发展的轮子进入城镇化是早晚的事，顺理成章。但是，城镇化又不是件一口能吃个胖子的事，任何主观的城镇化规划，都不免有违背自然发展规律之嫌。近年来有一个口号叫跨越式发展，其含义大约是可以不按一步一个脚印的规律蹦着高地发展，但这种跨越式的结果，往往是跨越完了再回过头重新迈步。铁道部刘志军以提倡铁路跨越式发展闻名，他真实的目的是在快速发展中快速捞钱，最终的结果是铁路事故连连、铁道部被迫永别历史舞台。

　　城镇化之路在中国不可避免。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是最为恰当的对策。那种出个宏伟规划、弄个投资额度、限个完成时间、立个军令状的办法，在城镇化这件事上，不太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