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出政绩靠借钱，只铺摊子不管还”，一些地方政府高负债运作的现状已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

　　国家审计署6月10日发布的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显示，36个地区2012年底债务余额共计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增长了12.94%。

　　审计显示，一些省会城市偿债率指标偏高。2012年，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有13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偿债率超过20%，最高的达60.15%。

　　地方政府为什么热衷于变相举债？从今年年初各省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可以找到答案。如四川省明确提出，“坚持投资拉动”，并表示要“确保全年完成投资2万亿元以上”；甘肃省也表示要“着力增强投资拉动力，推动100个重点项目”；贵州1.7万亿元、广西1.5万亿元、浙江未来5年投资超10万亿元。投资的最终实现缺少不了资金的支持，地方政府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有财政收入、银行贷款、政府发债。而在渠道资金减少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对投资的偏好加大债务风险系数。

　　随着新一轮地方投资热潮的掀起，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为了降低地方债风险，下一步政府应该会完善相关法律程序，严格发债主体资格审查，规范发债程序，强化偿债责任等。

　　债务本金的清偿安排需要解决，需要对地方政府行为规范和重新定位，引进市场机制解决投资问题，对现有项目和资产通过引入多元化的股东，分担地方政府投资压力，创新债务融资方式，严格财政纪律，避免债务总量的无序增长。

　　一些地方政府投资的盲目性容易带来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恶果。截至目前，不仅钢铁等传统行业出现产能过剩，风电设备、锂电池、太阳能光伏发电用多晶硅等部分新兴行业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现象也不同程度存在。

　　地方债近年来的急速膨胀始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如今，一些地方政府难以获得充足的财政收入来偿债，于是被迫借新债还旧债。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未能实现战略转型，以及政绩考核机制尚未明显转变。

　　中国在2003-2007年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就很少有地方债问题。目前的问题是：在投资效率难有实质性改进、经济增长质量在低位徘徊，而地方政府基于政绩考核压力，不得不在低效率的情况下做大经济蛋糕。如果财税收入并未呈现显著增长态势，甚至有可能低于地方债的增长速度，这就有可能发生违约风险。

　　必须对地方债进行彻底的体检和风险评估。笔者认为，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消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必须尽快加大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监管。

　　再次，政府应该积极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殊为重要的是，尽快推进产业调整，促进产业振兴，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控制重化工业投资，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早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力求通过产业调整与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运用配套的货币政策，抑制投资过热，消除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生成机制，以便能够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