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效率问题靠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由政府人为地推动技术升级，只能使效率问题更加恶化

　　也许是由于一个从计划经济以来就长期无法摆脱的“速度情结”，也许是因为持续的高增长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对很多领先经济体在总量上的“赶超”，速度的重要性使它由一个经济活动的结果、一个宏观经济核算上的统计指标，异化成了目的。在“中央政治集权－地方经济分权”的制度安排下，“速度”等同于“政绩”，这就更加强化了其目的性，激励了各级官员对高速度的追求——理由是只有维持高速度，才会解决现在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各种严重问题。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实现更快的速度而进行的竞争愈演愈烈。

　　中国并未实现超常增长

　　虽然有些学者一直致力于证明，中国经济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成功地推行了改革和有力地推动了增长，但论者有意无意地绕过了其中的低效率问题。毋须多高深的理论，利用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可推断，政府间竞争的代价肯定是要素成本的扭曲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还没有任何实证研究可以提供证据，说明由政府来配置资源，或影响资源分配，可能会比市场更有效率，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政府之间的竞争可以取代市场竞争——尽管政府在原则上接受了市场经济，包括对国际市场的开放。

　　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们就越来越关注中国经济过于依赖粗放式发展的问题，政府也开始把从粗放式向集约式经济发展的转变列入规划，但收效甚微。从2008年危机以来，各级政府似乎都越来越认同“调结构”的重要性，但是，“调结构”从来都是和“稳增长”捆绑在一起的，后者才是“硬道理”。原因很简单，“调结构”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就是说“调结构”对增长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对增长率这个得到普遍关注的政绩指标来说，“调结构”可能带来的“速度风险” 对各级政府以及各级官员来说，是个很大的政治风险。

　　实际上，如本文下面所报告的，我们所进行的国际比较的结果表明，过分追求速度并没有带来超常的结果。反而，它支持了这样的判断，即欲速不达。我们谨慎的测算表明，中国经济的起飞和增长速度都并不是什么经济史上的特例。以人均GDP水平为参照，在增长速度上，中国经济只不过是重复了战后东亚经济的故事。而在劳动生产率上，中国和主要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在最近20年并没有出现任何缩小。这就是说，为了生产同样的人均收入，中国人均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或更大的劳动投入。如果再考虑到大量的、没有被支付或没有被充分支付的成本，其中涉及到劳动、土地、环境、能源及金融资本的成本，高速度的代价很难让我们说这不是一个“补贴”出来的增长。

　　要比较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高质量的中国经济数据，也需要可比较的国际经济数据。我和在纽约的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及其在北京的中国中心的同事们一直从事非常数量化的工作，包括建立监测美国、中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先行指数和同步指数，以及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方法的全球经济数据库(TED)。下面的讨论基本上采用我们的TED数据，其中对中国数据进行了必要调整，目的是挤出水分以提高国际可比性。这个调整是在SNA(国际标准的国民核算体系)式国民经济账户的框架内进行的，严格注意了概念、时间、覆盖和部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一致性。PPP的转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GDP的“福利”含义。再者，人均GDP比总量GDP更好，因为它可以排除掉人口规模的因素，虽然它仍然不能等同于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简单起见，我将起点设在人均GDP(PPP，下同)$1000这个水平上(注：本文所有计价单位为1990年可比价格国际元或G-K$)。那么第一个“人均GDP倍增”阶段就是人均$1000－$2000的阶段；依次，第二个“人均GDP倍增”阶段就是人均$2000－$4000的阶段；第三个“人均GDP倍增”阶段就是人均$4000－$8000的阶段(对中国来说，实现人均$8000是2015年，表1中的2013年－2015年的人均PPP-GDP是我的预测结果)。为了本文的目的，我就把这样三个“人均GDP倍增阶段”不严格地定义为所谓“发展阶段”。

　　我的估计结果表明，到2010年中国已实现的人均PPP-GDP水平约为$5700(取终端均值$5500)，处在第三阶段$4000－$8000的中后期。这个GDP水平表明中国经济现在所处的和其他经济体以及国际社会可比的“发展阶段”。为了和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的从2010年起新的十年“人均GDP倍增”计划对应，表1中也提供了一个对人均GDP$5500－$11000的预测，以及和几个东亚经济体的比较。虽然这个新的“倍增”计划同我的第三阶段的划分有一定重叠，但好处是它的末端时间可以被视为跨越$10000的“人均收入高墙”的关键时间，有利于借鉴其他经济体的经验。

　　如果将最近两个“倍增”时期加总，实现从人均GDP$2000到$8000的增长，各经济体平均所用时间大约是19.5年，这和中国台湾所用的时间相同。中国(含对2013年－2015年的预测)和韩国略慢，用了20年；日本较快，只用了17.5年。从年平均增长率看，各个经济体平均速度为7.3%。其中日本最快，是7.9%；中国是7.3%，稍快于韩国的7.1%和中国台湾的7.0%。从人均GDP角度看，尽管采取了过度的行政干预和政策推动等超常手段，中国经济和东亚经济体各国在相似阶段上的增长表现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并没有表现出超常的高速度，完全不是经济史上的特例。

　　劳动生产率偏低

　　如果我们认为政府推动的增长是低效率的，或我们希望考察中国经济在增长质量或效率上同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差异，就需比较不同经济体的要素生产率。简单起见，我在这里暂不涉及复杂的全要素生产率(TFP)问题，而将焦点放在劳动生产率上，即由每个就业者所拥有的资本存量、技术水平和效率水平所决定的平均产出规模。这是一个比人均GDP更能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表2显示，尽管人均GDP水平相同，各个经济体在(期末)劳动生产率上存在很大差异。首先，其所采用的技术不同可能是个重要的因素。因为，“起飞”时间不同(我们的“起飞”点为$1000)，各经济体所处的技术发展阶段也就不同。一般的规律应该是，其他因素相同，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新技术的成熟与普及，后起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一般要高于先行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实现人均GDP从$4000至$8000倍增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因为二者所处的技术阶段完全相同，其劳动生产率水平也相似，而且远高于在60年代就达到这个收入水平的日本的劳动生产率。

　　但这个由“起飞”时间早晚所决定的一般规律似乎并不适用于中国大陆经济。作为后起的经济体，中国大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快于韩国和中国台湾。但劳动生产率水平落后于先行经济体。如表2所示，以达到人均GDP $8000水平时的情况进行比较(相当于预测的中国在2015年时的情况)，中国大陆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接近日本，相当于后者的92%(1968年)，是韩国的73%(1989年)，是中国台湾的67%(1987年)。但从中国大陆在这个时期(1994年－2015年)所可能获得的成熟技术上看，其劳动生产率水平应该更接近韩国和中国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平均水平。表面看来，造成中国大陆过低的劳动生产率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大陆选择了更为劳动力密集的技术，因此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

　　人们通常认为，选择以劳动力密集的技术为基础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制造业是中国的资源禀赋所致。严格地说，概念上的“资源禀赋”很难测算。通常采用的人口密度指标也很粗糙。世界银行[微博]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3人，远低于日本的350人、韩国的509人，以及中国台湾的642人。这相当于说，中国大陆的人均“资源”是0.70(以平方公里计算)，远远超过日本的0.29、韩国的0.20，及中国台湾的0.16。这样来看，如果资源利用效率相同，即使可以对“资源”进行“质量调整”，中国大陆完全应该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当然，这个简单的指标还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年龄结构。

　　由于年龄结构不同，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不同，因此就会产生不同的就业压力。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地比较一下各个经济体的“就业/人口比”。以人均GDP$2000－$8000时期的平均水平为标准，中国大陆的“就业/人口比”是0.57，日本是0.50，韩国和中国台湾都仅仅是0.35。其实，早在人均GDP $1000－$2000水平时期，中国大陆的这一比值就已经高达0.55。这就可以推论，中国大陆的就业压力要远比简单的人口密度指标所反映的程度要高。因此，中国大陆经济在基于同一收入标准“起飞”时，要面对着更加严重的资本短缺。在改革初期开始引进市场因素后，这种资本短缺肯定会影响到投资者的技术选择。

　　然而，上面的分析只可以说明中国大陆的劳动力过剩情况要比使用简单的人口密度指标反映得更为严重。但不应该比处在同一发展阶段上的其他东亚经济体更严重。中国大陆在改革初期对劳动密集技术的选择的确反映了中国大陆经济的比较优势。但那主要是对计划经济制度下长期忽略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政策的纠正。

　　看来，如果不放弃前面对参与比较的经济体资源利用效率相同的假定，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相似的发展阶段，中国大陆的劳动生产率会远低于其他的东亚经济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陆明显是个例外，而且是一个不那么令人鼓舞的例外，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大陆经济在资源配置和使用上严重的低效率问题。这个例外凸显出我在后面所要强调的，在制度上进行深入改革的重要性。

　　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不乐观

　　根据东亚经济的经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单纯的人均GDP增长对克服“中等收入陷阱”有着重要的作用。当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背后既有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又有TFP的提高。我的研究表明，能否避免落入这个“陷阱”，最终成功翻越第一个“人均收入高墙”($10000)的关键，在于能否在进入人均GDP$5000以后成功地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速。如表2所示，我把这个关键点定位在人均GDP$6000－$8000的阶段。如果劳动生产率可以在人均GDP$6000水平上，在3年－5年内实现相对上个时期的稳定提速，可能就不会在翻越“人均收入高墙”时出现较大的问题。

　　计算结果是日本度过这个阶段只用了三年时间(1965年－1968年)，实现了每年9.5%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应该是其战后发展史上最快的速度。中国台湾和韩国度过这个阶段也都只用了3.5年的时间。在这个阶段，和人均GDP$4000－$8000阶段时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年增长5.1%相比，中国台湾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提高到了6.7%(大约在1983年－1987年)，韩国也实现了劳动生产率0.5个百分点的提速，达到了5.6%(大约在1985年－1989年)。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情况又给了我们一个所不希望看到的例外。我的预测结果表明，中国大陆在这个关键阶段反而可能会出现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放缓。与在人均GDP$4000－$8000阶段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7.5%相比，会下降大约1个百分点。而度过这个阶段可能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

　　减速还是加速？

　　为了和中国新一届政府刚刚提出的从2010年起新的十年“人均GDP倍增”计划对应，我在前面的表1中也提供了一个以2010年已经实现的人均5500美元为起点，到2020年的目标为人均11000美元的预测。结果是，不计已经完成的2010年－2012年的增长，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每年6.3%的增长率以实现这个“倍增”目标(比表2所示6.5%要略低)。按照我们的PPP折算方法，这个阶段所对应的时期相当于日本的1965年－1974年、韩国的1985年－1994年，以及中国台湾的1983年－1992年。各个经济体实现这个目标平均所用的时间大约为9.5年。完成这个阶段，日本的年增长率为7.1%，韩国为7.7%，中国台湾为7.3%。日本人均GDP年增长率从上个“倍增”时期的9.1%骤降到7.1%，下降了22%。

　　人均GDP每年6.3%的增长，加上每年0.3%－0.4%的人口增长率，就是6.6%－6.7%的总量GDP的年增长率。如果中国经济可以依靠这样的增长率在2020年左右翻越“人均收入高墙”，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实在不失为一个让人乐观的“低速度”。我们的乐观主要是来自减速对改革的重要含义。改革或改变增长模式很难在高速度的压力下进行，因为以“保速度”为目的的资源动员，往往会持续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在资源分配中的地位，强化而不是调整已有的经济结构，阻碍而不是有利于制度创新。

　　如果考虑到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中国经济是应该减速还是加速？现在我们似乎面临一个同“增长率”有关的悖论。一方面，在人均GDP的意义上，由政府主导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点的增长模式已不可取，应该减速——尽管它使中国经济在相同的时间里，以相同的增长速度，重复了主要东亚经济体的由$2000到$8000增长的故事。另一方面，在劳动生产率上，中国经济远落后于同一时期的东亚主要经济体。就是说，实现同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中国投入了更多劳动力或工作时间更长。所以，为了实现在劳动生产率上的追赶，中国经济还需要加速。

　　我以日本在1974年人均$11000水平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22159)为目标，计算了中国经济在2020年达到这个目标劳动生产率所需的增长速度。结果是每年要增长8.3%，远超过前面预测的6.6%－6.7%。只有在2020年实现了这个劳动生产率目标，中国经济才真正进入了与“高人均收入阶段”相匹配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个结果对目前的中国经济条件极具挑战性。

　　从增长经济学的原理上不难得出，如果这个6.6%－6.7%的人均GDP增长率大致可以反映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有可能获得的资源所给定的潜在增长率，更快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需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即依靠来自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的增长源泉，那就是技术进步。但是，如果6.6%－6.7%的增长率已经隐含了一个严重的效率损失，就是说，它是考虑了这个损失之后能够达到的增长率，那么还有增长的空间。中国的情况肯定是后者。

　　从中国经济问题看，以改革带动效率改善肯定比以政府推动技术进步更重要。这是因为现有增长模式的低效率已经严重影响了技术投资的效果。由政府人为地推动技术升级，只能使效率问题更加恶化。显然，如果可以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如果可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更大的作用，投资的效率就会得到改善，最终所实现的增长速度很可能会超过6.6%－6.7%。所以，以提高效率为目的，反而可能会得到更高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减速是十分必要的。

　　减速是给政府退出空间

　　我强调了改善效率的重要性，但是前提是摆脱速度的负担，让速度不再是政府的施政目标。和解决速度问题所需要的方法相反，解决效率问题靠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构调整，是制度创新，归根结底靠的是改革。所以，我们不应该为了提升劳动生产率而设定一个更高的增长目标。如果效率可以提高，那么同样的投入就可以带来更快的产出(GDP)增长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还是可以收获一个“改革红利”。

　　“速度”的背后是政府，是政府的利益激励。说中国经济被速度“绑架”了，实际上是说其被政府的利益“绑架”了。这里，一个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原因实际是改革上的避重就轻。毕竟，以推动投资来实现增长远比推行制度改革要容易得多，在可以轻松地享受由投资所带来的肥肉(增长)的时候，为什么要啃制度这个硬骨头？当做大“蛋糕”(提高速度)来得更容易的时候，谁愿意去找重分“蛋糕”的麻烦？但是，要影响速度，就必须对资源和收入分配进行支配。这就是政府为什么没有，也不想从非“公共产品”性经济活动中退出来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以往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最终是强化了国有企业在所谓“战略性经济部门”中的垄断地位，或更准确地说，强化了国有部门的既得利益。

　　这个“速度情结”使GDP的增长速度成为政府的政策目标。于是，中央政府对GDP增长速度的考核导致地方政府间的“速度竞赛”，官员的晋升激励又使得这种竞赛得以“正向内生化”，就是说，速度可快不可慢，今年只能快于去年，新政策只能快于旧政策，本届政府只能快于上届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压力下，这种竞赛以强化中国企业竞争力为由愈演愈烈。正是地方政府不计成本地“招商引资”和竞争性地上速度、上项目，使中国可以迅速地成为“世界工厂”，但它也是中国在建立世界级的生产能力的同时，没有能发展起与其相匹配的消费能力的主要原因。人为地压低了的劳动成本限制了消费(劳动成本也应该包括没有被充分支付的和健康有关的环境资本)；人为地压低了的资本成本鼓励了过度的投资和生产——后果就是过快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超常的低资本回报率(详见《财经》2012年第27期“中国的比较优势陷阱”)。但只要市场在扩张，不断有新的投资者和生产者在加入，生产与消费的失衡会更严重。

　　由于中国经济巨大的规模效应，它所造成的结构扭曲和失衡也是巨大的。所以，中国经济内在的生产和消费的失衡不能不是造成目前世界性的经济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讽刺的是，正是由于这个规模效应，中国经济也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就是说，当世界市场萎缩时，中国经济过剩的生产能力无法由自身的消费能力消化，或者缺乏一个可以迅速提升自身消费能力的经济机制。现在重要的是，与刺激生产和投资所面对的问题不同，在刺激消费上政府已经不再那么游刃有余，因为政府已经变成了问题本身。最近，因无锡尚德公司的破产而浮出水面的中国光伏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问题，就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个曾得益于各地政府大力推动而迅速崛起的新能源技术产业，从一开始就不但错误地判断了世界市场的生产和吸收能力，也忽略了对国内市场的开发。结果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配置低效率。

　　经济学的同仁们可能都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那场“渐进式改革”和“休克式疗法”的争论。如今，在享受“渐进式改革”所带来的“稳定和高速增长”的好处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受它在改革上的避重就轻或“伤筋不动骨”所产生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应该说，这种改革模式所滋生的各种利益集团，如今已经强大到可以令任何一个希望改革的政府望而却步。如果我们至今还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时只是就城镇化、土地、房地产、中小企业、收入均等或腐败等等具体问题上就事论事，那就无法切中现有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性的制度上的要害。要解决问题，政府必须从所有非公共服务部门退出，国有企业也要从竞争性部门退出。两个“退出”中，首先是政府的退出。如果政府不能退出，要素市场上有利于国有部门的资源分配及价格扭曲也不会得到改变，那么有利于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市场也很难得到发展。如果政府不能退出，也很难真正摆脱土地财政，很难解决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脱节——这种脱节恰是投资快于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土地问题的最终解决还需要在土地所有制上突破。首先应该是农地的私有化，这是改善要素价格扭曲，降低农村和城市居民之间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的第一步。所以，退出后的政府必须集中在旨在改善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上，包括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否则，十年以后，较好的结果可能是得了速度失了效率，得了“人均GDP倍增”失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更糟的结果可能是欲速不达，恐怕连“人均GDP倍增”也保不住了。

　　作者为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TCB)中国中心经济研究部主任

　　【作者：伍晓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