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质量比增长速度更重要 ——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本报记者 陈学慧 李春霞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曾担任世界银行[微博]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也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任职，对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贡献大。

　　○ 对世界经济前景作何判断

　　○ 面对未来的愿景和挑战，中国可以采取哪些应对措施

　　○ 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如何评价

　　世界经济将艰难前行

　　记者：中国学界的主流判断是，国际经济形势依然会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您如何看待全球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的预测是，到2020年，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仍然不可能回到完全健康状态，尤其是高失业率问题。欧元区现在失业率大概11%，很多欧元区国家25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超过25%，甚至达到30%。另外，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欧元框架缺陷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此外，现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鲜有进展，表现在，各国经济协调机制依然没有建立起来，国际储备机制并没有变化，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进不明显。我们看到主权债务的结构重组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问题都将长期困扰全球经济的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复苏速度比较慢，欧洲区的复苏目前看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世界经济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风险，例如能源石油价格飞涨、银行业危机、主权债务危机蔓延等。另外还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很多国家会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一些国家在危机前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再出现了。还有一些长期的风险，例如发达财政金融监管机构现在正在收回财政刺激措施，美联储把利率保持接近零的水平，继续修复资产负债表等。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方面有很大的飞跃，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认为制造业的经济模式很可能会向服务型经济模式转型。我觉得未来最可能的情景是我们需要艰难前行。

　　记者：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政策将对世界经济造成哪些挑战？请您展望一下美国量化宽松退出的可能性？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当今世界是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应对全球性危机的措施也应是全球性的。各国实行的经济刺激措施在全球产生影响，国内经济刺激措施和国际经济刺激措施有很重要的区别，因为刺激措施中总会有一些投资会对邻国产生影响。现在很多国家的经济刺激政策还不足够，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往往过度注重国内效应，把注意力放在国内需求和国内供应上，而对国际需求和国际供应照顾不多。

　　正因为如此，全球经济回暖不会特别快。中国可以帮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在自己所属的区域以及全球建立恰当的机制，使更多的资金能够专项用于新兴市场。

　　美国量化宽松存在50%退出的可能性。关于美国财政预算上限问题，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两党因为迟迟达不成协议而造成政府瘫痪的情况，未来美国不排除出现此类情况的可能性。

　　助推新型国际金融体系建设

　　记者：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很多专家提出，要从更深层次、更长远角度，在体制机制上寻求治本之策，加快全球治理改革步伐。您认为，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有何路径选择？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怎么才能让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中，我认为需要更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中国从世界比较靠后的经济体到2020年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帮助建成许多比较有意义的国际机制。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但是目前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既得利益国家可能不会轻易退出。我个人十分推崇金砖国家机制，中国需助推新型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设，例如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创办中发挥积极作用，另外，中国应引入“开放式建筑”理念，与有意愿开展合作的国家，建立新的外汇储备机制，加大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但是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也应该非常谨慎，以防像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其他双边贸易协议那样，破坏已存在的多边机制。最后，中国需要重新定义对非关系。避免像西方国家那样，以资源掠夺式的方式主导对非关系。我想，将制造业基地向非洲转移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机遇。

　　记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建立人民币贸易结算机制，您对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前景作何展望？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国际储备货币依然以美元和欧元为主导，在欧美经济恶化的情况下显然有其不可持续性和不稳定性。世界需要类似特别提款权的合成储备货币，重建一个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大势所趋。短期来看，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之路还有待观察。从内部看，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还不够，资本账户开放度不够，政府对金融机构改革还处于试水阶段。从外部市场看，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一个相应的国际金融对接框架，这关乎各国的经济利益。但很多与中国经贸联系紧密的国家已经开始采用人民币来做贸易结算，美元也经历过这一阶段，因此，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前景很值得期待。

　　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良好平衡

　　记者：从2004年到2013年，您连续十年到北京来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每年都会发表演讲。您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见证了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作的种种努力。您在2004年第一次参会时就提出，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市场经济还需政府之手来调节、平衡。您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如何评价？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作为经济学家一直在饶有兴趣地观察中国的发展。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发展模式各有千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已初步显露出其特色。过去30年中国不断在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改革中摸索，在两者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在提升福利水平，繁荣程度方面比其他国家都做得要成功。过去几年，中国的结构调整已在悄然发生，全要素生产率所占比重上升，劳动力贡献率下降，投资和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也在下降。自由市场的观点在美国被广泛推崇，但也因此在政策制定中发挥了过度的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政策不仅务实，而且更为均衡。

　　我还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的发展情况太特殊了，其仅用30年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长达百年的经济成就，中国未来是什么样子？任何经济学家都不敢妄论。但我可以说，如果中国顺利实现改革转型，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版图上举足轻重的一极。中国必须非常谨慎，不要沿袭西方的发展模式。

　　结构性改革是持续增长的关键

　　记者：中国已经制定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照此估算，到2020年，尽管中国的人均水平还只是相当于美国的1/4左右，但中国经济的总量很大，可能接近或者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您对中国经济发展愿景有何展望？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20年，是我们经常用长期眼光来讨论的年份。但是，2020年只是7年之后，实际上是近期的时间点。我觉得中国会在接下来的7年中，进一步完善发展的框架和政策。中国到2020年希望建成怎样的社会，我认为是，更加和谐，有更多机会、更多的就业，政府更加透明、更加有力。当然，7年间这个过程会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生产率提升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飞跃。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在不停地转型，已经做出了很多成绩。从投资转向消费、出口型转向内需型的发展模式，让人民分享更多GDP增长带来的好处，我想这是中国较其他国家来说更加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政府需要在更广范围内加大公共投入，包括教育、建造宜居城市等。

　　记者：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剧，您怎么看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国经济正进入历史性转折期。我相信中国经济增速仍可维持在7%左右的水平，但经济增长质量不能单靠GDP数值来衡量，而是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上。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在未来未必有效，需要作出转型。欧美复苏的艰难进程告诉我们，短期财政政策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结构性改革才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挖掘新的增长点的关键。

　　另外还需要强调一点，继续维持7%或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第一位的，首要的是要看质量。GDP不是很好的指标，因为它没办法评估生活的质量以及环境方面相应的代价。在新的发展模式之下，生活的质量、发展的质量更加重要。在经济结构方面，有一些基本层面的改变，更加转向内需和消费，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机制性的障碍需要扫除，在金融行业需要更多的开放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记者：基于中国的经济现实以及全球经济的现实，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何政策建议？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想中国未来要做的事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不能用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来代替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其次，将经济发展靠出口拉动转向依靠内需拉动，发展服务型经济。第三，增加中小企业对经济的参与度，建立中小企业融资便利化机制，帮助创新型公司拓宽融资渠道。第四，更重视环境、城市宜居化、教育和医疗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第五，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尤其是企业治理和公共治理水平。增加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投入，增加公众对政府治理的参与和监督。第六，改革财税体制。具体来说需要增加财税收入、扩充税基、减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征税的重合之处、合理利用新的征税工具，例如二氧化碳排放税和资源利用税等。我相信，将现有经济实力和政治意愿相结合，中国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虽然已经减少了对出口的依存度，但是贸易这一块还是比较高，另外中国的基尼系数也比较高，环境问题也是比较严重，还有政府治理的问题。中国要从出口型的经济模式转向消费型、服务型，在这个过程中也要保证政府决策更加透明。

　　各国经济协调机制依然没有建立起来，国际储备机制并没有变化，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进不明显。

　　制造业生产率提升方面有很大的飞跃，制造业的经济模式很可能会向服务型经济模式转型。

　　全球经济回暖不会特别快。中国可以在自己所属的区域以及全球建立恰当的机制，使更多的资金能够专项用于新兴市场。

　　制造业基地向非洲转移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机遇。

　　过去30年中国不断在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改革中摸索，在两者之间取得了良好的平衡；过去几年，中国的结构调整已在悄然发生，中国的政策不仅务实，而且更为均衡。

　　中国必须非常谨慎，不能沿袭西方的发展模式。

　　经济增长质量不能单靠GDP数值来衡量，而是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上。结构性改革才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挖掘新的增长点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