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中非经贸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中非贸易额为1984亿美元，同比增长19%。中国自2009年以来，连续四年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

　　近期中国国家主席对非洲的访问、以“金砖国家与非洲”为主题的德班峰会的召开，无疑又为中非关系更上层楼增添了巨大助力。

　　在为中非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人们也必须正视并妥善应对中非关系中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尤其是来自非洲方面的一些“怨言”，以期中非关系平稳健康持续发展。

　　3月11日，尼日利亚央行行长萨努西在《金融时报》网站发表题为《非洲须现实地认识与中国关系》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各界广泛关注。萨努西认为中国是非洲的伙伴，也是非洲的竞争者。他将中非关系描述为一场婚姻，“每段恋爱关系开始的时候，双方都看不到对方的缺点，随着障碍物的消失，就会看清对方的本质。”

　　对中国在非洲所为，萨努西颇有一些偏激之辞，比如认为“中国拿走我们初级产品，把制成品卖给我们。这也属于殖民主义的性质”，“非洲现在是在心甘情愿地张开双臂拥抱一种新形式的帝国主义”。

　　萨努西所言当然颇为片面，但值得注意的是，类似言辞原来多从欧美媒体发出，近年来已越来越多由非洲本地高端人士宣诸于口。南非总统祖马此前也曾于达沃斯峰会等场合高调倡言，非洲不能满足于做原料出口者，而应该“用我所造，造我所用”。

　　对于非洲方面的疑惧，我们应该抱有同情心之理解。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对非合作工具箱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源自于改革开放之初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得失。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曾大力推进以能源、资源出口获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以补偿贸易换取先进设备，如当时的一篇评论员文章所指出的那样：“油田的建设将用石油来偿付，煤矿的建设将用煤炭来偿付，工厂的建设将用这个工厂出产的产品来偿付。”

　　在此过程中，我们也曾同样面临类似的焦虑与争议，一些举措动辄招致“丧权辱国”之讥。比如中国煤炭开发总公司与美国石油大王哈默签订的山西安太堡露天煤矿开发协议在当时就颇具争议——要邓小平本人加以某种意义上的“背书”方才顺利推进。

　　结果的合理证实了后置性观察视角中的程序和工具正义。虽然迄今仍有些许争议，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使得以资源和市场换技术的正当性大体得以确认。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非洲复制。

　　有权威的负责任政府、稳定的投资环境、攫取性利益集团尚未形成、相对成型的工业体系、基本的基础设施、有技能的劳动力，等等，这些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所具有的起始性条件，在不少非洲国家往往付诸阙如。面对一个攫取性体制，巨额贷款和援助能否真正与民福祉？援建项目会否变相成为政绩工程？来自能源和资源出口的收益能否用于再投资？如果对外开放未能成功复制“中国式成功”，而只是在当地催生了新的利益集团或维系了旧有的压迫性政权，则我们的所作所为在另一套后置性评估话语体系中自然也可以另有一番解释逻辑：我们所以为的造福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反成他们眼中的基建与资源之“互联互通”，甚至是披着援助的外衣行掠取资源之实，所谓新殖民主义之讥亦由此而起。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行事原则，欲相处融洽，本就殊为不易。而我们一些央企和民企身上的“痼疾”则令情形更为复杂。一些央企所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容易招致对方精英层民族主义的反弹，而民企所牵连的裙带资本主义则容易引发来自底层民粹主义的攻讦。

　　此外，不干涉国家内政，不等于没有是非观念。和那些压迫性攫取型政府做生意，签署长期合作协议，适足成为批评中国“唯利是图”者的口实。且一旦反对派上台，容易陷入尴尬之局。近年来，中国在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屡陷被动之局，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不可不早为改弦更张之计。况且年轻一代的非洲执政者多有在欧美国家游学的经历，对法治市场经济的理念浸淫颇深，也深表认同。如何与新一代领导人在理念和语境上达成契合，对中国朝野而言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合作中，不宜过于强调所谓地缘政治战略，而要信任国际市场。以保障能源供给为例，国与国之间能源合作协定之根本目的是为了稳定供需，并做大整个国际市场的供应量。而其交付价格必然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准，政治因素的掺杂往往放大商业风险，给一些国家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机会，趁机提高要价，徒增额外负担。

　　归根结底，政治的归政治，市场的归市场。援建归援建，商业归商业，可以有连带效应，但之间的利益区隔应当明晰。谨守分际，遵循规则意识、法治精神，方为对非投资长治久安之途，亦是中非经贸可持续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