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欧美正在力推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他们的重点也是要解决未来全球的规制、规则、标准。这对今后的全球治理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中国下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张燕生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文|张燕生

　　全球经济最黑暗的时期正在过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数据，去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低点。但目前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我认为，还只是走到了复苏道路的山腰，也就是说要真正走向光明的前景，最少还有一半的路要走。

　　虽然大家普遍认为今年的形势要好于去年，但实际上有着很多不确定性的风险。过去5年，这次危机使得全球经济改变了很多，甚至包括很多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承认现在还是处于全球化时期，但5年内全球经济走不出这次危机的谷底，全球化也随之出现一些新走向，正在从开放的多边主义走向区域化，从全球范围内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走向本地化。全球治理也正在走向集团化。

　　在这一轮全球化中，许多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有着这样一种担心，担心会不会发达国家走出泥潭之际正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之时，担心自由放任全球化会不会带来的风险越来越多。

　　日本经济经过长达20年的停滞和通缩，目前正在进行最后一搏。这最后一搏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对于中国来讲，我们希望有一个健康正常的日本经济。但与此同时，中日在东亚地区怎样才能成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即领土问题、战争责任问题和主导权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日本经济目前的最后一搏，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它是一个双刃剑，福祸相依。

　　对今年美国经济，如今大家讨论最多的是美国什么时候应该走出量化宽松。我想说的是，一旦美国停止了量化宽松会对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对中国至少会有三方面的影响：第一，有助于我们2013年控制通胀形势；第二，有助于我们所持有的巨额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得到更好的保护；第三，减少我们正在进行的要素价格市场化等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外部干扰。也就是说，欧美日走出困境，改变他们向全球经济注水的方式，对中国而言利大于弊。

　　不过，还有个问题，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这场危机前，他们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降低各国商品服务人员跨境流动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和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但危机后，他们开始将重心转向了边境内政策，转向了国内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规制。

　　这是个巨大的改变。如今，欧美正在力推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他们的重点也是要解决未来全球的规制、规则、标准。这对今后的全球治理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中国下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对于这次危机，美国人、欧洲人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浪费这场危机。他们一面通过量化宽松扩大出口的方式促使本国经济走向复苏，一面从中长期推动再工业化、再创新和再出口的结构调整，这也推动了世界性的结构调整竞赛。

　　对于中国而言，这意味着，一方面保护主义抬头将成为长期趋势，并且将从战术性摩擦转为战略性。另一方面，包括美欧来华投资撤资，美欧对海外投资的征税以及全球跨国并购都出现了投资保护主义抬头，这也意味着与危机前相比，当前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正在成为全球负责任的经济大国的中国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和风险。2013年，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是转型的一年。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