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国，如何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

　　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影响着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同时，他还以一个英国经济学家的身份在美国关注着中国经济改革，并试图以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观点，解答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

　　本刊记者/张君荣

　　102岁的罗纳德·哈里·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依然活跃在经济学界。

　　他尤其关注中国经济发展。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他出资组织了一次同主题学术会议，一时引发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最近，又和助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王宁合作出版著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文版。

　　科斯出生于伦敦一个工人家庭。由于从小患有脚疾，科斯进入政府开办的特殊教育学校，并通过努力考入伦敦经济学院。这暗合了他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市场给予个人自由竞争的机会，个人凭借自身努力改善生活状态。

　　科斯获奖的1990年代初，正是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0年代同步开创的“新保守主义”(英国称作“新自由主义”)后，小政府、大市场模式盛行之时。此后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乎被新制度经济学家垄断。

　　他的“科斯定理”被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直接影响了张五常、周其仁等中国经济学家。他们因自由市场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被看做预测者。

　　通过科斯的助手王宁，《中国新闻周刊》以电邮方式就当前中国经济问题采访了他。

　　尽管在采访中，科斯不认同“万事皆管”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但他也并不排斥经济学成为一门“显学”的积极意义，并引用凯恩斯的话，“经济学家并非文明的受托人，却是文明可能性的受托人。”

　　只要私企可以同国企自由竞争，国企就没什么可批评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当今中国市场中，土地、金融、财政等多种因素，都会使得私企尤其是中小私企交易费用增加。如何打破私有企业所面临的“玻璃门”？

　　科斯：只要有自由竞争的环境，私企是非常懂得如何应对这些交易费用的。如今，私企最大的挑战是，他们仍然遭受着种类繁多的政策和政治歧视。他们很难进入资本市场，因为资本市场主要是由国有银行所控制。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科斯：要抛开为私企设置的种种限制。只要私企(或任何企业)是依法运营，就该享有自由。我们在《变革中国》这本书中反复强调，如果一些经济行为体不遵守市场原则，市场经济就不会成功。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

　　如果中央政府尚有所担忧，就让省、市或者县级的政府，或者某些部门、地区先行试验。例如，2012年初，温州就被作为金融改革试点。改革可以更加大胆，真正向私企开放银行系统。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的中国，国有垄断企业面临两个改革方向：一是国有资本化，一是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你认为哪个更加合适？

　　科斯：不同的国企可能需要区别对待，应该也还有其他的方法。主要的目标，是开放国家垄断部门，让他们加入自由竞争。至于是否需要开放中国所有的国企，则可以自由讨论。

　　深圳的政策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让土地交易成为一种开放的市场行为？

　　科斯：只要交易双方可以自由讨价还价并达成交易，那么市场行为就可以发生。中国的情况是，政府宣称了对土地的拥有权。国家必须允许土地的事实所有者——多数情况都是农民——进入市场。这样，国家可以通过收税在土地交易中获得很大利益；同时，为了自身利益，就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中国在土地交易方面的所作所为，应该叫做单方面获取。这显然并不是市场行为。

　　政府参与土地交易导致腐败猖獗，带来大量失去土地者的抵抗，这在中国已经被广泛报道。

　　中国新闻周刊：能否解释一下“获取”的含义？

　　科斯：这是一个法律术语。在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赔偿或不赔偿，从土地所有者手中“获取”一部分财产权——只要政府能够证明这种“获取”符合“土地征用权”条款。而在中国的案例中，政府在土地交易中的行为似乎属于非赔偿性“获取”。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土地交易仍然由政府主导，如何让合适的交易方协商达成赔偿？

　　科斯：政府可以作为调节器和裁判员，而不是交易方，来主导土地交易。政府不能在土地交易中扮演双重身份，即便没有违背公正。

　　中国新闻周刊：近日，深圳发布了一个土地双轨制文件，允许深圳农村变卖集体所有的工业用地。你认为，这是否为中国土地政策提供了一个改革的方向？

　　科斯：深圳的政策显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是一个辽阔而多元化的国家。一种方法或许在一个地方能取得成功，但在其他地方可能就行不通。中央政府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大胆尝试不同方法，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不平等本身并不是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47。连自由程度很高的国家，比如美国，都没有超过0.40，更不要说那些高福利国家。

　　科斯：不平等在任何自由市场经济中都不可避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以及地区多样性，基尼系数高也在预料之中。争议的核心在于，导致不平等问题出现的中国市场经济，其深层问题是什么。

　　比如教育和税收制度，在最发达国家都发挥着强有力的抑制不平等的作用。在中国，两项制度都加重了不平等。只要社会流动的大门是打开的，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对自己的未来、自己孩子的未来有希望，那么不平等本身就并不是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书中引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来表达自由市场中的个体幸福。能否解释一下“幸福”的含义？

　　科斯：没有必要去定义幸福，因为它是一种主观精神状态。如果是在过去的中国，不那么幸运的中国人——我认为数量一定很大——对未来几乎没有希望，改善生活的机会也受到限制，那么幸福就很值得关切了。就政府的关切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不平等到处都存在，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关键在于，收入多少都应该让人感到是公正的。

　　独生子女政策削弱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已经到达了人口拐点，正迈入老龄化社会，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运行方式有何影响？

　　科斯：在发达国家，更替水平生育率被设置为，每位女性平均生育2.1个孩子。长远来看，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可持续。另外，保证政策的实施过程，一向是高成本且充满暴力的。随着一个国家的富裕，女性也趋向于自愿降低生育率。今天没有必要来强制执行如此严苛的政策了。

　　独生子女政策不仅削弱了中国劳动力数量，还降低了其质量。研究已经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之后出生的中国儿童，其社会技能被迫变低。当然，其影响也在经济之外有所体现。它在基本社会结构上，也严重削弱了家庭。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还能持续多久？

　　科斯：我认为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都将保持世界加工厂的状态。未来几年里，中国劳动力价值肯定会升高很多。但中国可以继续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只要劳动生产率与其工资涨幅步调一致，中国制造就会继续保持竞争力。

　　另一方面，中国必须走出“全球血汗工厂”的困境。今天，中国制造在产业链中的附加值相当有限，还伴随着大量的环境成本——这在统计学账本中几乎很少出现。中国没有理由比韩国、日本或美国缺少创意。只要中国开放思想市场，允许大学独立、自治，给私企以与国企同等的待遇，中国就会迅速在科技方面更上一层楼。

　　中国新闻周刊：一旦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计划生育政策对劳动力影响会减小吗？老龄化问题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转型？

　　科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过程。老龄化人口当然会缺乏创新，而如果中国想要提高科技水平，创新显然又是成功的关键——我认为，提高科技水平正是你说的“经济结构转型”。

　　法治才能保证市场经济持久成功

　　中国新闻周刊：腐败会增加交易成本。中国如何根治腐败？

　　科斯：人类社会到处都存在着腐败。过去50年间，我在芝加哥的家中，常常听到市政官员的腐败新闻。伊利诺伊州的两任州长现在都身陷牢狱。我的同胞、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公爵解释得很清楚：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如果政治体制是透明的，如果权力由法律来约束，如果任何权力的滥用都可以追溯责任(自由媒体和独立司法体制，因而是需要的)，那么腐败就不会威胁到秩序和稳定。

　　中国新闻周刊：回到中国，那么腐败问题的根治，还是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吧？

　　科斯：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还是体制重建，叫法无所谓，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

　　中国新闻周刊：在发展方式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应该继续。你怎么看？

　　科斯：我们认为，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功并不取决于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对中国改革经验的误解，我们尝试在书中进行了修正：

　　“中国的经济转型起源于华国锋主政时的‘全党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后毛泽东时代的政府领导人实施改革的本意，在于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在饥荒和失业的巨大压力下，政府开始让私营企业在中国的城乡地区有了生存的机会。但一旦私营企业的泄洪闸门被打开，一系列边缘革命迅速取代了政府引导的改革，将市场引入了中国经济。”(本刊记者引自《变革中国》第261页以及王宁的答复。)

　　同时，我们也并不否认国家在任何市场经济中，都拥有适当的角色和作用。几乎没人会否认，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政府。但是政府的角色必须受到限制，受到其自身宪法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