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特约评论员 翟继光

　　近日，据媒体报道，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在上海、重庆处境尴尬，湖南、湖北房产税试点准备工作已暂停。人们注意到，上海和重庆在开展房产税试点改革之初，均将调控房价作为开征个人所有非营业住房房产税的重要目标，但在开征近两年之后，并未见房产税在调控两地房价方面起到多大作用，而质疑房产税合法性的声音却自开征之初就一直不绝于耳。

　　质疑房产税开征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主要是税收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要求开征新税、调整税率、增减税收等重要事项需要由最高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来规定，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未有立法或者授权立法，各地方以政府的名义开征新税，明显不符合税收法定的要求。国务院1986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该《条例》和国务院均未明文授权地方政府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试点征收房产税。上海和重庆试点房产税的依据仅仅是国务院会议的精神，这与我国当前强调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不甚协调。

　　此前，征收房产税的支持者提出，税收制度成熟国家的经验表明，房产税的确起到了调控房价的目的。针对这样的说法，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由于房产税本身并不会直接影响供求，因此，开征房产税与控制房价没有必然的联系。在目前中国商品房整体上仍供不应求(包括自住的消费需求，也包括获利的投资需求)的大环境下，开征房产税会增加商品房持有者的成本，而这些成本必然转嫁到购买者的身上。上海、重庆进行房产税试点改革遭遇尴尬，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其结果无非是让地方政府在房价高涨的时代分得更大一杯羹而已。

　　其实，在财政税收法治完善的国家，起到房价控制作用的不是房产税本身，而是房产税收入的用途。政府把这些资金用于社区建设、学校建设等，提高了居住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房产的价格。同时，政府运用这些资金为穷人提供廉价住房，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这样，既保证了穷人有房住，同时又提升了富人的居住水平。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支持房产税。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很多改革的确不可能完全按照条条框框来进行。房产税试点改革的初衷是好的，鉴于多种调控手段都未能控制住房价，通过房产税试点来调控房价未必不是一个有效的手段，但又不能贸然在全国推广，因此，选择个别地方进行试点也是必要的。现在中国的房价高得已经超过了普通老百姓的支付能力，虽然很多住房仍能高价卖出，那不过是大量资本涌向房地产、通过囤积商品房赚取差价的结果。试想，如果全国的资本都投到房地产上，商品房的价格肯定还会大涨。但问题是，中国人不能只靠房子活着，没有工业，没有农业，没有商业，中国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房价不能再涨了，社会资本不能再投向房地产了。

　　我国地方政府如能真正借鉴税收制度成熟国家房产税的成功经验，首先将本质上类似房产税的土地出让金主要用于解决居住问题，建造更多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增加廉价商品房的供应，就会大大降低普通消费者对高价商品房的需求，同时也会相应降低炒作商品房的投资需求，我国商品房的供求关系将趋于平衡，如果地方政府能真正做到土地的税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相信，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会举双手赞成房产税。房产税的合法性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