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随着一些地方土地财政功能受阻，对企业征税、罚款就加大了力度，征收“过头税”的现象也开始出现。杭州杭派女装商会秘书长孟平说，所在区的区长隔三差五找税务局长开会，把这个压力都分摊到企业头上。今年税收增幅不够，为了数字上好看，就把明年的部分税收都拿过来“预支”。“当财政局的一位领导来收‘过头税’时，对我说‘兄弟帮忙’，你说，我能怎么办？”孟平说。

　　尽管财政部此前三令五申严禁征收“过头税”，但显然地方政府不怎么买账，而财政部的禁令似乎也只是嘴上的禁令，而不会认真去落实。“过头税”问题，在于政府相对于企业的强势，在于行政权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使得“过头税”成为困扰我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痼疾。

　　今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包括“营改增”在内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同时还取消了上百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这对缓解企业压力、刺激居民消费不可谓不给力。但在减税的背景下，企业并没有获得减负的效果，见诸媒体的仍是企业关于进一步减负的呼吁，都觉得自己的负担仍很严重。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减税的效果被加强税收征管、非税的罚没收入以及“过头税”给对冲掉了，两个相反的作用力之下，负担还是那个老样子，甚至在一定程度和一些地方变得更加严重。

　　政府在收税、罚款方面权力的强势，极容易形成滥用的局面。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在财政增收的硬指标和讲大局压力下，权力的滥用也变得理直气壮，法律变成了人情。而政府这个人情，对于企业而言，是不敢不给的，即使心里叫苦不迭，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可是“过头税”一旦征收起来是会上瘾的，今年把明年的征了，明年就只好再把后年的征了，每年都在寅吃卯粮，就容易失控。

　　过去十数年，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被国际公认是“奇迹”。但我们知道，这种奇迹式的发展无法长久，因为我们的资源、环境、人力成本等不能持续透支，经济要转型，发展要改革，速度要降下来，谋求更具效率、更能创新、更加环保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中央政府一直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速度从奇迹回归常态，政府财政收入自然也要适应这样一个降速的趋势，因此相应的开支就应该减少和节约，而不是还强求经济高速发展时的财政增收速度，以至于实现不了就向企业施压。

　　经济增长出现的困难，辩证地看也是一个机遇，因为只有危机才能倒逼出改革的动作，政府才有转型的压力和动力，从大包大揽型的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危机反而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跳板。如果相反，在危机的时候去做一些类似征收“过头税”的事情，则有可能让我们迟迟走不出发展模式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