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真实的数据：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员工工资10年内只上涨了3万元；2007年时平安公司总经理年薪即为6616万元，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

　　触目惊心的数字对比，勾勒出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现实，这正如人社部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所指出的，行业之间、部分职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分配秩序不够规范，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

　　人们渴望分配公平、期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因为在这个文明古国的文化里，蕴含“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国经验，崇尚“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哲学本体，追求“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也不仅因为在改革开放的最初设计中，把“共同富裕”标注为改革的最终目标；而且因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分配公平，更是一个关系到经济转型和社会稳定的时代命题。落后的消费结构只能催生落后的生产结构，“生存型”的消费结构难以支撑“发展型”的生产结构，收入分配格局制约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贫富差距的拉大，还会带来社会的撕裂，使更多人产生“相对剥夺感”，滋生出仇官、仇富的扭曲社会心理，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内讧总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这一根苗生长起来的。”

　　在同样的规则和程序中，不同的人会因为个人禀赋不同而产生收入差距，这样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也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一个城管局政委通过权力寻租拥有21套房产，央企凭借垄断地位为员工发放超额工资和福利，这些收入分配不公则是由于权力寻租、垄断地位、阶层固化等不公正的规则产生的，也最难以令人接受。从这个意义而言，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牵涉到各个方面，需要超越收入分配领域进行顶层设计。

　　改革走到今天，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是这样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小平同志在改革之初就曾告诫：“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系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切身利益，既得利益者会阻碍改革、媒体和公众将对改革产生过高甚至是乌托邦式的期望值，改革难度之大可见一斑。然而，改革就是逆水行舟、知难而上，否则只会将矛盾和问题击鼓传花、越拖越大。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趋势如果不能根本扭转，或许也会从“治平无事”演变为“不测之忧”，我们期待着，酝酿8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能够早日出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