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财政刺激政策的本意

　　我们需要的是完全采取财政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不要再使用这种财政资金和贷款相配套的融资方式。

　　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任若恩

　　今年8月份的数据已经公布，其中有三方面的数据特别值得关注。首先，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8.9%，对于这个数据可以引伸三点观察，第一可以看出工业增长在继续下行，第二这个数据按照历史的标准是一个十分低的数据，第三考虑到工业增长和GDP增长之间的大致关系，目前GDP的增长应该在7%略高一些的水平，整体经济的增长也在继续下行。

　　其次8月份当月中国进出口总值增长0.2%，其中出口同比增长2.7%，进口下降2.6%。政府正在研究确定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政策措施，通过《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确定了包括加快出口退税进度、扩大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和覆盖面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但这些政策的效果应该只是保住个位数的正增长，今年出口“保十”的目标应该是十分困难的。

　　再其次是8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3.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4.1%。根据目前工业生产的走势，以及一些重要商品的趋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与消费价格指数中对应的分类价格指数与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比较，可以判断未来推动消费价格指数反弹的力量并不足，向下的压力是存在的。

　　纵观8月份的数据可知，这次经济下行是一次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相当幅度的调整，其原因既包括国际因素也包括国内因素。国际因素是指：全球贸易下行导致对于中国出口需求的减少，这可以很容易地从波罗地海指数(BDI指数)的趋势看出。波罗地海指数是国际航运的运费指数，对于国际贸易的状态比较敏感。该指数在2008年从1.1万点以上开始下跌，一直到2009年达到683点的低点。在2012年5月波罗地海指数超越前期低点创了新低，而目前该指数已经再次超越了2009年的低点，超越2012年5月的低点后出现新低点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这一论全球贸易的低迷对于中国贸易部门的冲击应该不会小于2008年和2009年的程度，对此不能抱有幻想。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内需增长的反周期政策来对抗经济的下行。

　　造成经济下行的国内因素是指：目前在一些领域内有比较严重的债务累积。首先是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的最终解决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其次是高速铁路最近几年高速发展所形成的债务，包括所发行的各种期限的债券和银行贷款。高速公路是第三个债务累积的领域，最后一个债务累积的领域是房地产，主要体现为地产开发商的债务累积。以上这些领域的债务之间有一些重复计算，但规模是巨大的，虽在短期不大可能产生大量债务违约的问题，但对于国内总需求的紧缩作用是明显的，并在逐渐显现。这些债务的积累有相当部分来自于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特别是其中的大规模“铁公基”建设。当时的建设所依靠的资金只有一部分来自于财政资金，其中包括中央财政的1.18万亿元拨款和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这一部分建设不会形成债务的累积；而资金的主体是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直接导致了今天的债务累积。例如在中国铁路建设资金所形成的债务中大约1／5是债券，其余则基本是银行贷款。

　　可见造成这一轮经济下行的国内因素使得目前促进内需增长的政策实施起来十分困难，继续采取2009年的经济刺激方式推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很大的风险。首先目前银行贷款的累积已经对银行造成了较大的压力，银行贷款集中度，不良贷款率等考核指标都在恶化，而银行也已出现“惜贷”的行为特征。而如果在某种行政的压力下，让银行勉强贷款，也必然增加借款人违约的风险，最终对银行造成压力，这显然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问题似乎出现了两难的局面，出路何在？为此我们可以回忆过去多年的一个事实，即在许多年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直接用GDP的增长速度进行比较是不合适的，税收是基于名义GDP，因此需要使用名义GDP增长速度进行比较，上述结论就是基于这样的比较)，有些年份超过的幅度相当大。这就决定了采取财政刺激政策还是有空间的，但采取的方式要改变。我们需要的是完全采取财政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不要再使用这种财政资金和贷款相配套的融资方式，其理由在于多数的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应该通过财政的资金来建设，而商业银行应该去支持那些能赢利的投资项目，使得商业银行实际成为一个市场经济中的成员。当然财政刺激政策还包括减税，这方面的空间更大，上期已有讨论，不再赘述。

　　新兴经济体面临发展下滑风险

　　虽然世界某些机构仍旧对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寄予厚望，但是现实是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新兴经济体国家已经陆续出现了经济增长放慢的迹象。

　　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丁一凡

　　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的格局经历了很大变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计算，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4.2%，发达国家仅为2.2%，新兴经济体则高达6.4%；国际基金组织预测，2012～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6%，发达国家仅为2.5%，新兴经济体会高达6.6%。

　　然而从2011年下半年起，新兴经济体国家陆续出现了经济增长放慢的迹象。2012年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继续下滑，人们又开始怀疑未来新兴经济体能否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的火车头。

　　从金砖国家来看，印度经济明显减速，GDP增长回落至近三年最低。受国际资本流向逆转、发达国家市场不景气及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印度卢比贬值，通货膨胀反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印度的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两难，缩小了印度央行降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印度经济的弱点还表现在财政赤字较高，经常项目逆差，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印度的主权信用评级，有可能导致印度下一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筹资成本上涨。

　　巴西经过10年的调整和改革，公共财政状况大大好转，净债务已从2002年的占GDP的60%降到了2011年的37%，外币债务占全部公共债务的比重从40%以上降为4%，且外汇储备充足。但从2011年下半年以来，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特别受西班牙金融体系的影响，巴西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开始下降。但巴西央行下调了利率，从2011年8月的12.5%下调至2012年6月的9%，推动了国内的消费和投资，巴西经济在2012年上半年增速回升。然而信贷增长过快造成巴西资产价格上涨迅速，有人担心会出现资产泡沫。

　　俄罗斯2012年上半年增长好于预期，主要受益于第一季度国际能源市场价格较高。俄罗斯的石油及天然气出口收入大幅增长，抵消了政府在选举期间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联邦预算基本保持平衡。第二季度起，国际油价开始下跌，导致俄罗斯出口和关税收入下降。据俄政府估计，油价高于115美元/桶，俄预算才能平衡。因此油价走势不利于俄经济。但俄罗斯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贸与投资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化。若俄投资环境好转，经济有望实现更快增长。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最近经济增长强劲，而且是世界各地区中唯一可能2012年经济增长高于2011年的地区。但最后加入金砖国家的南非因为与欧洲商品和金融市场联系密切，存在较大的风险敞口，预计增长将低于2011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市场经历了资本外逃、信贷紧缩，以及世界贸易急剧萎缩的打击。随后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做出了强烈反应，采取了积极措施，推动了经济复苏。

　　然而，2012年以来的欧元区困局堪忧的前景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增长势头放缓。与此同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不良贷款水平也在上升。石油价格上涨与食品价格上涨影响到这些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进而影响到货币政策进一步放宽的可能。此外在西方国家，一直有舆论质疑(克鲁格曼为代表)，中国和亚洲其他许多国家的投资率普遍过高，效率不高。人们担心，如果再度放松政策，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也许会新增更多的产能，使结构性矛盾未来更难解决。

　　今天，新兴经济体很难继续成为单独拉动世界经济的力量。2008年以后的信贷宽松带来一系列后续影响，包括放贷水平过高，可能产生房地产泡沫和不良贷款问题，以及经济过热期的投资项目盈利能力不足等。因此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缩小。此外即使各国政府扩大流动性投放，所产生的政策效果也将小于2008年，因为优质投资项目更加难以寻觅。

　　然而，展望未来，也有许多因素让人对新兴经济体感到乐观。

　　1、新兴经济体在使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上还有一定空间。大宗商品价格如果稳定，就为新兴经济体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新兴经济体的公共债务/GDP的比例大约是30%，而发达国家都在100%左右，因此新兴经济体国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去刺激经济仍有余地。

　　2、新兴经济体如印度、中国都是人口大国，有市场优势，危机若迫使新兴经济体转型，或许能走出一条新的路子。

　　3、新兴经济体相互间投资扩大，贸易增长迅速，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当下新兴经济体本身也开始成为对外投资的动力，中国对非洲的大量投资就成为最近非洲国家经济增长迅猛的动力。在新兴经济体国家领导人的推动下，这种趋势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