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军

　　 即将到来的十八大将为中国下10年，乃至更长时间设定新的目标。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如何在建党、建国100年，即2020、2050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业。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之前参与过多次国家规划和政府政策的起草，亲眼见证和体验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对于中国经济目前的短板有深刻地体会。

　　 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慢，消费对经济贡献低，经济发展难以可持续的问题，需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以便尽快提高居民收入。而这需要加快垄断行业和政府本身的改革。

　　 “最重要的是政府改革。”张卓元在近期接受本报专访时谈到，政府一些官员由于存在很多利益关系，政企分开实际上比较难。这也使得很多像文化等服务业领域并未放开，这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也使得经济可持续性不高。

　　 中国如何在未来的几十年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的张卓元就此接受了本报专访。

　　 2020年GDP翻番目标能实现

　　 《21世纪》：目前中国人均GDP（地区生产总值）5000多美元。2020年会怎么样，能实现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吗？

　　 张卓元：根据目前形势看，到了2020年，GDP能基本上达到1万美元。因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会有上升的调整可能。不过1万美元的GDP仍不能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现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下限是1.2万美元左右。

　　 过去党的十五大已经提出目标划分为3个阶段，即2010年、2020年（2021年，建党一百年时）、2050年（2049年，建国一百年时）。2020年GDP、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没问题。但是从2020年到2050年有30年，应该再细分阶段，分解目标。具体怎么分还需要研究。

　　 《21世纪》：您如何看待潜在劳动率降低对未来中国经济目标的影响？

　　 张卓元：经济经过30多年那么高的速度增长以后，应该多做点调整。过去高速增长透支了很多资源和环境，是要补上的。再一个，就是世界各国经济经验证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均GDP在5000美元以上，增长再是两位数以上，这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认为速度的调低是客观经济规律必然的结果，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追求高速度，比如再加上几万亿的投资，速度会很快，但是也会很快掉下来，因为产能过剩太大。

　　 而且现在已经是很大范围的产能过剩了，所以再搞大的投资刺激计划，恐怕规模太大也不行。特别是我们有二十几个行业产能过剩。上次是4万亿的计划投资，现在再用新的产能过剩来克服过去产能过剩带来的问题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今后GDP能够保持7%左右，一直到2020年已经很不错了。想再维持8%以上不容易。有些经济学家认为，8％以上的速度还能持续20年，我认为是不太可能的。不太现实。

　　 我估计今年全年经济增速在7.8％,8％不一定能实现，但7.5％没有问题。主要原因是，过去经济高速增长，带来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目前很难再持续。

　　 此外，世界金融危机没有结束。特别是欧债危机更是如此。所以国际经济的复苏有一个过程，我们的出口受很大影响。我们比较大的产能过去主要靠出口消化，现在出口市场不能像过去那么快，速度肯定下来，还有我们的资源环境不能承担那么高的速度。高耗能、高污染也难以持续。

　　 《21世纪》：过去服务业发展指标多年没完成，科技投入指标也没完成，为什么？

　　 张卓元：这个我想主要还是放开的问题，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还是要更好的放开，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进来，更多的人可以在这方面自由创业。

　　 目前看来这是个问题，当然也有国家规划引导的问题。按理来说，我们第三产业的比重应该高一点，相对世界各国来说，还是显得低了，我们服务业占经济比重只有40％多，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甚至比印度还低10个百分点。所以说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

　　 要实现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涉及到高层面的改革问题，包括政府职能转换问题，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就别管得那么死，特别是服务业很多本来是要放开的，比如文化产业。

　　 这几年科技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的指标完不成，建立创新型国家多年成效不大，也有体制方面问题。有的国有企业本身靠垄断能赚很多钱，靠科技去发展也不怎么容易，所以有段时间我们国有企业科技投入的比重比较低，属于不正常的情况。

　　 现在开始在竞争压力下，稍微有点改进了。国有企业如果靠垄断，利润就很高，它不必搞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很艰难的。没有一定的压力，要国有企业自动去搞科技创新，不太容易。但是在国外不搞科技创新则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问题。

　　 收入分配制度需要改革

　　 《21世纪》：随着改革进入深水期，您觉得目前改革应从哪些方面突破？关键是什么？

　　 张卓元：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原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二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让广大群众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过去这两个方面多年都在说，但是成效不大，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干部考核体制、财税体制等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同时没有用长远的目光看待GDP，只注重短期效益最大化，所以产生出诸多后患，比如说先污染后治理就留下很多问题。

　　 在收入分配方面，首先，这几年中西部经济增速已经逐渐赶上或超过东部，区域性差异有一定缩小，这是好的现象。如果政策实施有效，区域性差异将继续缩小。其次，中央决定将财政支出向三农和民生方面倾斜，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举措也将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关键还是要保障和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改善社会保障制度。

　　 现在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有了初步改善，比如在医疗、养老方面，现在农村的老人每月能领取65元的养老金，对于部分农村人来说，65元也算一笔收入。以上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改善都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

　　 《21世纪》：很多人拿中国与日本相比，中国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是1970年进入这个阶段，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经济停滞。有人说中国在2020年也可能面临类似困境，你怎么看？

　　 张卓元：面对老龄化程度加深的问题，我赞成采取人口政策调整的办法。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提倡一对夫妇一个孩子，据说这个政策是管一代人生育的政策，但不能每一代都这样，否则人口用不了多久就会下降。

　　 一代人搞计划生育已经维持30年左右了，中国人口预计最多就是14亿，然后即使就是现在允许生二胎，有些人也不一定愿意生二胎，这样也只能维持人口总量不变甚至减少。所以人口政策要及时改，不然将来我们都没有足够的青壮劳动力。

　　 有人说老龄人多了，可以开发老年人资源。这没有错。现在人类的寿命延长，退休年龄也可以延长。这跟养老金缺口也有关。

　　 《21世纪》：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过去牺牲环境、低的劳动成本来发展的粗放发展模式该如何调整？

　　 张卓元：即使人口红利结束，中国劳动力仍然很多，这还是一个优势。经济要发展还是要靠劳动力来完成，但是需要更加重视技术进步，更加重视培养劳动者的技术和文化素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我们也开始注意了这些方面。否则的话，即使我们的劳动力多，但是劳动力成本提高很快，这是个问题。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过周边的国家，如柬埔寨，越南。所以你不重视技术进步，不重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不行的。

　　 目前有一个矛盾的情况，比如高素质的大学生工作不好找，农民工工作反而更好找，素质提高反而更不好就业，并不是我们不需要高素质人才，而是因为我们的改革不到位：我们现在的服务业不够开放。

　　 本来我们现在服务业更需要像大学生这样的劳动力，但是很多行业没有开放。所以如果我们把教育、医疗、文化、科技等一些产业能够更加放开，这些行业可以吸纳更多的高端人才。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放开得不够，大学生就难以有比较多的就业门路。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而且要放开。

　　 政府改革最为重要

　　 《21世纪》：过去我国曾经有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改革中心，目前的话，要解决经济可持续性，您觉得需要做哪些方面的改革，最主要在哪些方面？

　　 张卓元：我认为需要做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政府改革，二是垄断行业改革，三是收入分配的改革。当前来说，政府改革最重要。政府改革有双重性，它既是政治体制改革，也是经济体制改革。

　　 这三者都有一定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改革。过去多年我们常说政企要分开、政事要分开、党政要分开之类的好多年了，但是实际很难做到，因为政府的利益在那里，要切断它的利益关系很困难。

　　 在政府体制改革这一块，也是有大的方向的，也应该是清楚的，即：市场能管好的政府最好就不要管，但政府往往喜欢去管，因为这里面有利益，难也难在这里。为什么很难？就是因为现在政府官员有他的利益在里面，你要改它就不容易了。

　　 有些领域是要管的，比如像一些战略新兴产业需要国家来管的，像新能源，美国也有国家规划的，但是不能弄得太多。有一些要规划和指导，这些都是涉及到国家战略性的重要领域。但是有一些太具体的产品可能就不需要管。

　　 《21世纪》：您说投资不要搞得太快，有人说北京的地铁挤得不得了，很多老人有钱养老院挤不进去，像这些涉及民生的投资是否要加快？涉及到民生的投资是否需要以公益性为主？

　　 张卓元：加快投资也有个度的问题，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没有完成，但是搞基础设施建设也不能太超前。一些西部荒凉的地方搞飞机场，从长远来看是可以的，但是由于客流量的问题会导致长期亏损。所以，一定程度的基础设施投资是需要的，但要掌握一个度。就跟很多行业已经产能过剩了一样，你再投资的话就更加加重产能过剩了。

　　 就像北京需要地铁缓解交通压力的地方，搞基础设施投资有这种需要。但是有一些地方太超前的话，特别是像机场和高铁，可能要出问题。比如北京到上海、北京到广州建立高铁是需要的，而且是有市场的，尽管目前还是亏损的，当然这不会老是亏损。但到西北那些地方去建高铁的话肯定会长期亏损。

　　 很多地方经济没发展到这个程度，而且客流量也不多，建设那么多的机场和高铁，负担不起啊，所以既要一定的投资，但是也不能太超前，太超前了投资进去的钱怎么还？利息怎么付？成本怎么收回？这些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不能这样超前。现在问题在哪里呢？现在这一届的政府投资可以出政绩，但下一届政府就得还债，但下一届政府挣不到钱怎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