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

　　针对目前驾校乱收费频遭群众投诉的情况，8月21日，湖北省物价局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规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收费管理。(9月19日《法制日报》)

　　驾校乱收费当然要管，但驾校乱收费的底气来自于严重失衡的供需关系，目前我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驾校荒”，数以万计的学员排队等候培训机会，不少学员为了尽快通过培训拿到驾照，只能采取送红包等方式来寻求“绿色通道”，这必然会助长部分驾校乱收费的嚣张气焰。

　　因此有关部门重要的不是处理驾校乱收费而是反垄断。表面上看，是要反驾校挟资源以乱收费的市场垄断，实际上是要进一步开放驾校市场，通过增加驾校供给来形成有效竞争，驾校必须向学员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否则就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命运。有关部门不要动辄说什么“一放就乱”，这其实是推卸了日常监管的责任。“一管就死”才是驾校乱收费的根源所在。

　　2007年，深圳市民樵彬状告车管所，挑战驾校强制培训制度，成为以散学名义申请驾照考试的中国第一人。而纵观世界惯例，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有驾校，但政府对公民的学车方式不加干涉，很多欧美国家的公民开车，是在父母的指导下学会的。因此中国公民自由考驾照，完全是行得通的。

　　遗憾的是，自樵彬后再也没有不通过驾校就获得驾照的案例，这其中或许有不能言说的秘密。截至2011年底，我国拥有汽车驾照的人数已经超过1.72亿，假设每个考驾照的人交费3000元，就意味着5000亿元之巨的蛋糕。或许正是巨大的利益诱惑，让驾校乱收费背后更深层次的行政垄断，一直无法得以消除。

　　因此，单纯依靠有关部门对驾校收费限价令之类的小打小闹，触动不了既得利益核心。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破除坚冰式的体制化改革，让更多公民享有直接考驾照的自由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