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微博)(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

　　在内外需疲软态势进一步显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寄希望于靠投资驱动实现 “稳增长”的政策意愿愈加明显。

　　经济增速超预期回落使“稳增长”任务变得更加突出，而“稳增长”也被一些地方政府演绎成了“稳投资”，甚至是“拼投资”。近日，备受关注的长沙、贵州版经济刺激计划正是地方政府新一轮投资潮涌的缩影。

　　资金配置效益低亟待改善

　　“稳增长”之所以被演绎成“稳投资”，是因为它似乎确实具有立竿见影之效。这些年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6年占50.9%，2010年上升到69.3%；资本形成率2006年为41.8%，2010年上升到48.6%；从投资增长速度看，“十一五”期间投资年均实际增长21.9%，远高于GDP年均11.2%的增速；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2006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3.9%，2010年达到54.0%。

　　根据世行测算，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8%的增长率，除了有2~4个百分点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外，其余6~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几乎都是来自投资的贡献。1995~201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9.92%；1995年~2010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11.23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

　　可以说，在外需不振、消费乏力的情况下，投资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高投资率有其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率较差。如果以ICOR(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加量／生产总值增加量之比)来衡量，我国的投资效率还是比较低的。尽管投入的资本越来越大，但资本的产出效率和投资效率却越来越低。因此，为了获得等值的经济产出，所需投入的资本更多，中国对投资的依赖性也就更大。

　　但矛盾也随之凸显出来。一般而言，过剩的产能要靠“出口”和“消费”来消化和吸收，中国一直靠“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打破了中国“大进大出”的经济循环，“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叠加使产能过剩的产能找不到有效的“出口”。而另一方面，国内消费增长较为疲弱，如果缺乏消费的有力支撑，新增的投资产能就难以及时被市场消化，递减的投资收益率已不能吸引和消化更多储蓄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大规模投资引致的结构性通胀将被产能过剩和库存化所取代。

　　地方政府新一轮投资冲动还会进一步扭曲资金和资源的配置，并演变为债务和金融风险。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留下的银行债务、地方债务还没有得到解决。金融危机期间，为刺激经济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规模大幅扩张，其中银行业承担了大部分融资责任。

　　预计新一轮地方政府投资规模将十分巨大，由于大量资金将被配置到效益较低的项目中，杠杆率高、现金流不足以及贷款集中度风险变得越发突出。如果地方政府继续靠银行输血和地方举债，那极有可能进一步恶化银行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增加经济系统的脆弱性。

　　“弯道超车”也须摆脱旧轨道

　　“稳增长”绝不是“拼投资”。从此次长沙市抛出的8000亿元投资计划看，是其去年地区生产总值的1.47倍，而该市去年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这也就意味着，投资项目需要全市10多年的财政收入来冲抵。

　　其实，多年前中部一些地区就提出过“弯道超车”的发展战略。从经济发展周期理论看，危机期就是经济“弯道”期，这一时期既是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关键期，也是实施后发赶超的重要机遇期，但问题的核心在于能否再靠走投资驱动的老路来实现“超车”？

　　稳增长与调结构并不相悖，从当前“稳增长”的政策思路上看，探讨的都是总需求的概念，而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角度看，核心是内部总需求从何处产生。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从需求端(“三架马车”)做文章，但是很少换一个思路，即考虑劳动、资本、技术及其生产效率的新组合。

　　地方政府新一轮投资冲动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正确区分“长痛”与“短痛”，在经济增长引擎转换过程中，由于结构调整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回落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阵痛过程，也是走向成熟的代价。从提升路径上看，中国未来必须提升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宏观投资效率，摆脱投资依赖型增长，必须通过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以及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提高投资效率。事实上，只有摆脱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旧轨道，才可能真正实现“弯道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