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

　　2012年以来，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新动态：经济增速下滑。2012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为7.6%，创出了2009年以中国经济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以来的新低。面对宏观经济新动态，需要政府审时度势，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现稳增长、控通胀和调结构的预定目标。

　　一、  

　　宏观经济运行新动态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新动态：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目前，不仅是GDP指标说明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且，有多重指标表征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正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新动态。

　　1. GDP季度增速逐渐下滑

　　国家统计局7月13日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2012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270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8%。其中，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经济的季度增长速度为近年来的新低。

　　从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国际金融危机后峰值的11.9%以来，就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自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到2012年第二季度，GDP季度增速分别为：10.3%、9.6%、9.8%、9.7%、9.5%、9.1%、8.1%和7.6%。

　　GDP增速下滑的国内原因，主要是社会总需求减少：“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进入尾声，政府投资减少，社会投资减少，社会总需求下降；保障性住房的进程比较缓慢，不能弥补房地产调控导致的房地产及与房地产相关产业需求下降；传统产业升级进展缓慢，不能有效地刺激社会总需求扩张；七大新兴产业还处于培育期，鲜有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和创新，难以形成新的产业及新的经济增长点；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消费占GDP比重为42%，消费疲软导致社会总需求增长乏力。

　　2.

　　外需疲弱，出口增速下滑影响经济增长

　　GDP增速下滑的国际原因，主要是出口增速下降导致的经济增速下滑。笔者发表于2011年9月“中国经济报告”的文章《国际金融动荡的影响及对策》中就曾指出，中国实体经济将“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

　　海关总署2012年7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8398.4亿美元，同比增长8%。其中，出口9543.8亿美元，增长9.2%；进口8854.6亿美元，增长6.7%。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数据的增长仅是个位数，距离10%的全年目标存在差距。在出口方面，外部需求持续疲软，利用外资减少、外商投资对出口贡献减弱，出口产品的综合成本居高不下；进口方面，中国经济自主减速回落，内需减缓，上半年贸易顺差扩大主要由内需萎靡所致。

　　受美国经济缓慢复苏和欧元区国家债务危机的影响，美欧国家进口需求仍然低迷，今年下半年，外需疲弱的状况仍将持续，总需求偏弱，经济仍在下行通道。

　　3. 用电需求降低，经济增长进入下滑区间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地体现在用电量增速下降甚至是负增长上。2012年1～5月，全社会用电量1.96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8%，增幅回落6.2个百分点，为近几年较低水平。今年4月～5月，湖南、上海、湖北、江西等省市分别出现用电量负增长。电力是工业的血液，用电量增速可侧面反映出经济的活跃程度，电力需求是反映经济增长更加可靠的指标。从能源使用角度看，用电量增速放缓说明用电需求降低，经济增长进入下滑区间。

　　4. 煤价下跌，电煤库存激增，电煤关系出现逆转

　　煤炭需求放缓，煤价下跌，港口电煤库存激增。沿海煤炭市场疲态在今年5月初就已经显现，进入6月份更加明显。一方面是库存的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是煤价的大幅跳水。6月20日发布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显示，5500大卡动力煤综合平均价格报收每吨729元，创指数发布以来单周最大跌幅。

　　煤炭价格和需求量齐降，表明经济仍处于下滑过程之中。市场动力煤价格的加速下行，增加了高煤炭库存带来的潜在亏损，更坚定了消费企业和贸易企业的“去库存”意识，其煤炭的采购积极性明显下降；各主要发运港口的煤炭“疏港”措施，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动力煤价格下行的预期，观望气氛愈加浓厚，煤炭需求持续低迷。

　　电煤关系出现逆转。用电量增速的放缓，已经波及上游的煤炭工业。煤炭占中国一次能源比例70%以上，目前煤炭滞销的情况，令人仿佛回到了15年前(1997年)那次煤炭销售危机。然而，电煤关系逆转或为中国理顺煤电顶牛提供契机。

　　5.

　　贷款增速降低，影响经济增长

　　2012年以来，银行业贷款增长速度降低，表明宏观经济增速处于下滑的区间。2012年4月对企业新发放的中长期贷款额为人民币1,265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6%，5月份贷款也维持疲软。稳定或加快银行放贷，对于支持经济稳步增长至关重要。然而，自2010年年初以来，作为衡量投资意愿重要指标的企业中长期贷款规模一直处在下降趋势中。一方面，在经济方面的需求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利润下降的情况下，许多企业决定暂缓项目或扩张计划，企业对于借贷持谨慎态度；另一方面，对于出口等困难行业的企业或房地产开发商等不再受政府青睐的企业，国内银行也不愿放贷。因此，贷款增速降低，经济增速下滑。

　　今年，央行已连续两次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商业银行释放更多资金用于放贷，银行系统的资金已经相当充足，然而，对于是否贷款的犹豫情绪弥漫整个中国经济领域，既包括那些面临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钢铁企业，也包括受欧债危机困扰的出口商。

　　6. 三角债卷土重来，经济处于下滑通道

　　经济高速增长时，资金流动性强，企业之间相互欠债很少，然而，当经济趋于下滑时，资金流动性变弱，企业之间相互欠债增加。近期，不少企业反映，当前账户上的“应收而未收账款”及“应付而未付账款”额度大幅度上升。在大中型钢铁企业中，2011年全国70余家大中型钢铁企业的应收账款达到500多亿元，应付账款超过3000亿元。截至2012年第一季度，下游需求不足已经导致企业欠款严重，有些企业甚至濒临倒闭。在建筑、钢铁及纺织这三大行业中，拖欠货款的情况常常超过60天，“三角债”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表明经济处于下滑的通道。

　　二、审时度势，调整政策

　　面对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新动态，既不能淡然处之、以不变应万变，也没有必要操之过急、进退失据。应对经济下滑的宏观经济政策新组合为：以“以民为本”的财政政策为突破口、增加居民消费能力，恢复和发展资本市场，同时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为控通胀、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1.财政政策从“以资为本”转向“以民为本”

　　扩大内需，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需要有突破口，这个突破口是：改革财政政策，从“以资为本”转向“以民为本”。以“以民为本”的思路改变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增加居民消费能力，不仅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而且可以增强居民应对通货膨胀的能力，还可以增加货币需求，调节货币供大于求，抑制通货膨胀。

　　目前，中国财政补贴政策基本上是“以资为本”。财政补贴从“以资为本”转向“以民为本”，就是清理财政补贴，将原来补贴出口企业、生产消费品企业的资金转向直接用于补贴居民消费，增加全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以消费者的货币选票促进消费扩张和经济结构调整。这样，不仅可以通过居民消费有效地拉动国内需求，而且能够帮助老百姓提高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明显地改善民生。

　　可以采用所有的消费补贴都不以现金的形式、而以消费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居民。消费券既可以买国产的汽车、家电等消费品，也可以购买国产的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还可以用于支付房租水电等。消费券使用的截止日期为当年11月底，以便于财政部门结算。只要是国内民族企业的产品，都可以用消费券购买，以有效地扶持民族企业，增加民族企业的就业，提高就业者的收入，建立有效提高居民收入的长效机制，进而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奠定有效扩大内需的微观经济基础。

　　(1)将出口退税改为居民消费补贴，弱化国际动荡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现行的财政出口退税政策，有利于促进出口，然而，却扩大了国际贸易顺差，增加了外汇储备，进而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使得中国经济受制于国际经济的波动。

　　因此，有计划地、逐渐地减少出口补贴，将减少的出口退税改为居民消费补贴，直接增加居民购买力，将有效地扩大国内消费。国内消费增加了，生产内需产品企业生产经营扩大，原来从事出口企业从国外市场转向一个日渐扩大的国内市场，弱化国际动荡对中国经济的消极影响：能促进内需的增加，实现消费占GDP比重逐渐提高，以消费增加促进经济增长；还能从源头上减少出口、降低外汇储备，减少中国持有的外国政府债务，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2)将节能家电补贴改为消费补贴，弱化财政节能家电补贴的“马太效应”

　　现行的节能家电等产品的财政补贴政策，对家电生产企业所在的省区有利，而对没有或仅有少量家电生产企业的省区不利。应该弱化财政节能家电补贴的“马太效应”，将节能家电企业的财政补贴改为按全国的户籍人口给每人发放消费券，不仅体现了公平的原则，而且，有利于核实全国的总人口数，节约了用于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财政支出。

　　(3)将“菜蓝子”等稳定价格的补贴改为居民食品消费补贴，提高居民福利和财政补贴效率

　　目前，与“菜蓝子”相关的财政补贴比较杂乱：补贴蔬菜基地及菜农；补贴超市，以实现“农超对接”，降低蔬菜流通费用以降低菜价；补贴肉类零售商，以平价肉抑制肉价上涨；给学生食堂，特别是大学食堂的补贴，以降低食堂的菜价，使得大学生可以低价就餐，弱化食品价格上涨对大学生生活水平的影响；等等。

　　除了直接给菜农的补贴，其他的各种财政补贴，都是“以资为本”传统思路，即补贴企业而不是直接补贴消费者。由于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因而，财政补贴的最大受益者并不是消费者，而是食品生产和销售及涉农企业老板、超市经营者、肉类零售商、食堂经营者，出现了“企业吃肉，民众喝汤”现状，对民众而言，财政补贴效率低下，而且容易滋生权力寻租和腐败的空间。

　　将用于“菜蓝子”的财政补贴改为居民食品消费补贴，既可以有效地促进消费、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而且能够提高财政补贴效率，可以降低行政成本，减少权力寻租和腐败的空间。

　　2.“以民为本”降低个人所得税

　　降低个人所得税，能够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调整货币供求，缓解通货膨胀压力。减少个人所得税可以先易后难，最简单的办法是提高个税起征点，逐渐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制。

　　(1)提高个税起征点，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3500元/月/人提高到8000元-1万元/月/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后，每个工薪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能够不同程度地增加，每个家庭用于消费的开支就会增加，进而社会消费增加，刺激内需和经济增长。社会消费增加，有效地增加对货币的需求，缩小货币供求差距，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而且，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扩大了税源，国家税收也随之增加。

　　(2)实行综合所得税，按家庭征税，保障了家庭基本生活需求，扩大消费。每个交纳所得税的人背后都有一个具体的家庭，在个税征收上仅仅将公民个人作为税收对象，忽略公民家庭的存在，既不公平公正，也不利于刺激消费。将目前个税征收以个人为单位，改为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既保证了一个家庭最基本的消费、生活需求，也有利于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

　　3.恢复和发展资本市场

　　将中国资本市场培育为国际第二大资本市场，使之与中国GDP世界排名第二相称，不仅能够以资本市场投资效应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增速放缓问题，而且能够以资本市场财富效应刺激消费、缓解通胀压力，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1)改革股票市场与股指期货市场不对称的交易制度，建立对称性交易制度

　　当前，证券市场非对称交易制度，是高悬于资本市场复苏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不改革，将导致一系列问题：一是颤颤巍巍的资本市场好景如同春寒一样靠不住，点燃投资者希望的小行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资本市场大盘会重新陷入阴跌。二是现行的非对称交易制度导致做空容易做多艰难，因而，资本市场会继续在振荡中下行，或者在低位徘徊，资本市场继续成为猎杀普通百姓财富的“丛林”。三是新股发行、上市公司分红、上市公司治理、上市公司退出等制度改革必然步履维艰，无论是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还是其他资金入市，都是羊入虎口，有去无回。四是政府管理部门和资本市场投资者们盼望资本市场复苏的良好愿望都会灰飞烟灭，消磨了政府的公信力。

　　将证券市场非对称交易规则改为对称交易规则迫在眉睫：第一，交易时间规则对称。要么股指期货与国际惯例接轨，仍然为T+0，则股市现货市场交易规则从T+1改为T+0；要么股市现货市场交易规则不变，仍然为T+1，股指期货交易规则与国内惯例接轨，从现行的T+0改为T+1。第二，交易资金使用规则对称。要么股指期货与国际惯例接轨，交易资金维持现有的1：7杠杆率、继续实行保证金交易制度，则股市现货市场交易资金也可以有同样的杠杆率、也实行保证金交易制度；要么股市现货市场交易规则不变，股指期货交易规则与国内惯例接轨，从现行1：7杠杆率改为1：1，取消保证金交易制度。

　　(2)恢复资本市场“晴雨表”功能，应停止资本市场做空机制

　　一是立即停止股指期货市场的做空机制，停止股指期货挂空单合约的交易，勒住股指期货的缰绳。二是立即停止资本市场现货市场做空机制，停止资本市场融券业务。

　　(3)深化新股发行制度改革

　　新股发行改革的要点，是监审分离。证监会下面再单独成立一个IPO的审批部门，该部门完全独立于监管部门，审批部门与监管部门有严格的隔离墙制度。

　　在新股制度发行制度彻底改革之前，可以考虑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停止发行新股，给资本市场喘息的机会。

　　(4)建立强制分红制度

　　可以由证监会作出规定：上市公司每年利润的现金分红应该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2-3个百分点，每年现金分红截止期为5月31日。举凡每年6月1日仍然对上年利润不进行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强制将上市公司利润的一部分用于股民分红，股息应该高于同期银行利率2个百分点以上。举凡不分红的上市公司，所有高管都不能加薪和发奖金。建立强制分红制度，投资者愿意长期持有股票，资本市场才会稳定。

　　(5)建立平准基金

　　如果不能停止资本市场做空机制，就必须建立A股平准基金。对当前的中国资本市场来说，A股平准基金既要进入股市现货市场也要进入股指期货市场，在两个市场上同时进行操作，才能有效地打击利用股指期货市场炒作的投机行为，稳定资本市场。平准基金让资本市场做空杀跌者无利可图甚至亏损，坚持价值投资的股民和基金有利可图，就能吸引源源不断的社会资金流入证券市场，促进资本市场稳健发展。

　　4.坚持稳健的、可预期的货币政策

　　刺激总需求扩张，稳定经济增长，可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当前货币存量M2高达93万亿元，货币供给量远远大于货币需求量，通货膨胀卷土重来有坚实的货币基础。因此，应对经济下滑的新动态，在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宜慎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必连续地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而要坚持稳健、透明、可预期的货币政策，只须适度地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实现控通胀的目标，为资本市场恢复和发展及宏观经济稳定增长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原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