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栋琳

　　即将召开的年中经济会议，将定调下半年宏观调控方向。分析人士认为，面对GDP同比增速连续多季度下滑，微观经济层面资金困难、内需乏力等问题，再加上通胀风险已阶段性终结等因素，货币政策宜适时从稳健转向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变调”一方面可释放积极信号，引导市场预期和信心；另一方面可为应对下半年国内外众多不确定因素做出适时预调。

　　一般来说，货币政策基调多在每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以作为来年宏观调控的指针。从2007年以来，只有一次例外，即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背景下，先是7月开始执行“灵活审慎”的货币政策，之后11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十年来首次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鉴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宏观经济层面虽然还没有出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经济增速快速下滑的情况，但是，微观经济层面正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因而有必要提前作出货币政策“转向”的决策。

　　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已公布。在主动调控下，经济增速出现“稳中趋降”的走势。CPI同比涨幅走低，PPI落入通缩区间。“三驾马车”均不同程度“降速”。从4月开始，政策重心转向“稳增长”，一系列政策措施开始发挥效果，但从6月数据看，经济反弹并不明显，亟需进一步加大政策力度巩固调控效果。

　　按照我国经济运行惯例，下半年经济总量基数往往更大。

　　例如，2011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9.7%，四季度为8.9%，但当年GDP总量一季度为9.7万亿元，四季度高达15万亿元。这是我国经济结构的现状等因素决定的。因此，今年下半年GDP要取得7.5%以上的同比增速并不容易。因此，为实现既定经济目标，下半年货币政策势必要比上半年更加宽松。

　　从目前看，下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国际上，欧债危机的演变和欧元区最终的选择仍有很大变数。在希腊之后，西班牙等国有可能重蹈覆辙，10月将面临债务清偿压力，不排除重新陷入财政困境。欧洲经济全年可能温和衰退。在失业、房地产市场疲软和大选带来的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交织下，美国在大选后可能出现“财政悬崖”，市场预计明年可能出现经济衰退。

　　此外，持续数月的资金流出趋势值得关注。二季度外汇储备出现650亿美元负增长，其中5月流出近千亿美元。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3%。以上现象均指向资金流出趋势可能逐步形成，这是人民币单边升值结束、欧美再工业化资金回流、我国经济增速下行、成本上升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资金净流出的局面需要货币政策适时做出调整，加大放松力度，否则将对我国国内资金面产生不利影响。

　　实际上，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已提前感受到外需低迷、内需不旺的“寒意”。上半年国有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1.6%，上市公司中期业绩预报大面积“变脸”，不少“中字头”公司预报业绩下滑或亏损，多家银行不良贷款出现“双升”。

　　在这种背景下，货币政策无疑有更大的放松空间和必要性。今年以来，已有两次降息、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从实际操作上看，货币政策偏向“适度宽松”的势头非常明显。此时，明确宣布货币政策“变调”仍有重大意义，即发出政策放松、“稳增长”加码的信号，引导预期，树立信心。经历了2010年年初开始的12次上调和2011年年末以来的三次下调后，当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20%，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1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也处于2000年以来的平均利率水平以上，未来货币政策放松空间仍很大。

　　需要指出的是，货币政策“转向”仅能缓解总量上的问题，要完成调结构，引导资金使用和产业发展方向，还需财税政策加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