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危机的病与症

　　■  长沙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朱锡庆

　　■  环球财经特约撰稿 米兰

　　从2008年的次贷危机开始，西方世界沉积多年的问题以五花八门的怪诞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英国骚乱中年轻人的行为，在外人看来就是无厘头的“打砸抢”。欧洲多个国家出现的罢工、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都有一个共性：所有的人都找不到原因，没有具体的敌人。年轻人以暴力的手段开始反抗，但却不知道自己要反对谁。西方世界近三、四年来出现的这种奇怪症状，其实只是个开始。

　　说到金融危机，中外专家学者的解读大部分认为是一个经济病症，迟早会过去并反转，大家争论的只是反转的时间和契机，有U型复苏说，也有V型复苏说。他们或许并未想到，这次的危机可能不是一次普通的病症，如同人类的绝症一样反复发作，至死方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西方文明出现的这些极端事件迫使人们去思考，我认为西方的病症主要根源于民主投票的骗局，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是帮凶，而中国的崛起则是一个催化剂。

　　民主的骗局

　　对西方的解读，首先要梳理出从英国光荣革命到现在几百年的时间进程。现代被称为西方文明的市场经济、私有产权、投票民主、工业技术等，都起源于欧洲低地国家，主要是当时的荷兰、英格兰。文明的种子在这些国家萌芽，最终散落在周边的地方乃至美洲大陆。西方文明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工业文明，真正使人类生活质量前进一大步的产业不是农耕，而是加工制造业；第二就是个人自由的理念。

　　个人自由的阐述起源于苏格兰，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对个人自由做了重要的强调和论述，后来这一概念散落到全欧和美洲新大陆，变得根深蒂固。这种思想认为人是自利的，并且这种自利对社会是有益的，自利是人的天性，不应被扼杀。美国建国以后颁布的《权利法案》，实际上就是要保护个人自由。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慢慢演化出了市场体系、产权和法治，以及民主投票等概念。

　　现代的投票民主制度起源于英格兰，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王室要收税，主要的纳税人——贵族就选择了一批人帮助他们讨价还价，这就组成了议会。因此早期投票不是一人一票的，每个人的投票权不一样，不纳税的人不能投票。这跟现代公司很像，董事会股东投票也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加权的。出资一百万与出资一万比，其投票权之比就是一百倍。

　　之后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现在“一人一票”的投票制度。西方国家选总统、选议员，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只能投一票，街角的懒汉也是一票。表面上看起来很合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经常出现很大的问题。追溯最近的一百年，西方国家已经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战争都是在民主投票的前提下爆发的。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病症的根源，就在于贫富相差悬殊的金字塔形收入结构。

　　在塔式结构的收入分布基础上搞一人一票的代议民主，接下来的故事是顺理成章的，即政治家为了竞选肆意许诺，对穷人许诺最多的人往往会当选。各种各样的许诺，也就是五花八门的福利，没钱吃饭，政府补贴；没钱看病，政府补贴。越到后来，政客的许诺越不断加码，缺什么补什么。在这个“许诺”游戏的百年演变过程中，政客喊的口号都是冠冕堂皇的，什么“社会公正”、“人权”、“受教育权”、“医疗权”、“体面生活的权利”⋯⋯而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原因就是在“人人都有房住”的理念下，政府出资来帮助穷人的后果。

　　政府演变成“救世主”，所有政客的许诺都是需要资源的，钱来自于何处？来自于征税。在二战以前还有一套财政平衡的约束，在当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财政平衡的观念都是根深蒂固的，就是要量入为出，无论是家庭或政府都是如此。

　　然而，财政平衡不能打破的话，政客的很多许诺就无法实现。但根据经济学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如果要提高收入，就要把税率加上去。当税率高到一定程度后，税收反而是会减少的。为了维持空口许诺的骗局不被揭破，政客们开始寻找打破财政平衡的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适时出现了。

　　凯恩斯主义影响难去

　　1929年，西方经济发生大危机。表现是商品生产过剩，生产者把牛奶倒掉，而另一些穷人却没有奶喝。凯恩斯写了一本书叫《通论》，用“总需求不足”来解释这种现象。凯恩斯认为，财政平衡是可以打破的，而且可以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渠道。也就是说，政府当年的支出是可以不受当年的税收来约束的，可以透支，通过制造赤字来提振需求、刺激经济。有人还在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演绎出“破窗理论”：生产不好，经济萧条。把玻璃砸烂一块，那么就需要重造玻璃，整个产业链就带动起来了。

　　在笔者看来，凯恩斯主义只是停留在现象学层面，其实没有找到事件真正的原因和本质，而是搞了一套很玄的理论，把这些变量勉强凑到一起。事实上，造成危机的原因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社会决策的普遍失误，即资源配置错误。例如中国也存在这种现象，大量的资本去办服装工厂，但实际上现在服装的需求已经饱和了。如果把这些资本转向高科技产业，大力扶持像美国的苹果公司那种创新性公司，引导市场进行消费升级，就不会出现大面积过剩的问题。

　　这种现象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市场体制本身的一种常态。因为新产品的产生是系统的知识创新，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完成的。乔布斯也不是把手机简单改一下就成为伟大创新家的，创新涉及到整个产业基础知识的研究和知识体系的更新。整个社会的消费升级，也不是每个人发明一个东西就能够形成的，而是一个系统的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必然会犯一些决策错误，但这是为长期利益付出的代价。

　　美国在18世纪积累了很多财富，1929年大危机实际上就是系统的知识创新过程和消费升级带来的波动。但凯恩斯主义认为这是市场的失败，并由此开出了打破财政均衡的药方。这种理论未必严谨，却受到西方政治家的普遍欢迎。因为从此财政预算就不再受到财政平衡原则的约束了，赤字财政就此出现，恰恰给政客提供了一套很好用的工具。通过举债透支，政客们向选民许下的空头支票获得了兑现的资本。西方经济也从此埋下了破坏性的种子。

　　西方世界搞福利已经几百年历史了，但绝大部分的福利内容都是凯恩斯主义兴起以后完成的。在美国，克林顿搞过一段时期的新经济，美国政府的债务有所下降，大致降至4万亿美金。结果小布什做了8年总统，这个数字又回升到8万亿。现在奥巴马刚做了3年，美国政府债务总规模已经超过14万亿了。

　　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借外债的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民主党，更倾向于向穷人许诺过度的福利。后来在共和党的努力下设置了一个债务上限，但还是不断被打破，奥巴马任内已经突破两次了。美国毕竟是一个大国，西方有很多小国已经不是简单靠打破债务上限就能解决问题了，他们已经将所有的手段用尽，政府到期的债务依然面临无法偿还的风险。

　　金融界有个术语叫“庞氏骗局”，就是不断地借新钱还旧钱，而且许诺新钱的利率要高于原来的利率。这就是现在西方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如果最后一笔高利贷花光了，但是债务已经到期，资金链断裂，就面临着主权债务危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不断举债，政客的许诺可以不断实现的话，这个世界就太美妙了。这也正是西方政客鼓吹的“民主”，然而这种民主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这个泡沫和骗局已经持续几十年，总有一天要完蛋的。

　　高福利痼疾

　　西方式民主投票和凯恩斯主义共同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可以过跟自己的收入不匹配的生活。事实上，这种情况是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的，一个人的收入一定是他的勤劳和能力(所拥有的知识量)的函数，而生活水平又是收入的函数。有这种约束，生活质量才能长久。西方国家就是把这个等式打破了，从而使看上去美好的民主制度沦为一场骗局。

　　例如希腊，有些行业每天只工作四五个小时，一周只工作4天。周末一家老少出动，开着SUV，上面绑着游艇，到爱琴海里晒太阳，俨然就是人间天堂，但这种生活状态能持续多久呢？西方政治家向选民许诺了一个不可能永久持续的福利制度，这种制度可能破产是第一个恶果；第二个恶果，就是这种许诺导致整个社会绝大部分人力资本定价扭曲出错。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高福利使劳动的机会成本大幅度提高了。工作获得的收入与吃救济差别不大，有时甚至还不如吃救济，所以很多人不愿劳动。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是劳动，知识都是在劳动中积累的。人力资本定价扭曲的恶果不仅仅是制度本身难以为继，还毁掉了一个社会乃至民族长期赖以生存的根本。

　　像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手工艺一直很发达，皮鞋、服装等奢侈品远销全球。但在高福利制度下，古老的手工艺面临失传。来自中国的温州人以低廉的成本，生产出差不多一样的东西，销到西班牙、葡萄牙，当地产品根本无法与之竞争。这就是市场的逻辑，买家价最高者得，售者成本最低者竞出。在这些领域，原本当地人是有传统和知识积累优势的，但高福利已经将这些优势消耗殆尽了。西方世界暴露出来的这些病症，是上百年长期积累的过程。要想在三五年内化解，恐怕是很难做到的。

　　例如希腊，几十年透支累积的巨额债务要在几年之内消化的话，财政要大幅紧缩，民众的生活水平会出现自由落体式的深幅度下降。这是民众无法适应的，福利提上来容易，但降下去就很难了。前面所说的西方世界五花八门的乱象，都是这种现象的外在反应。当然，我们要相信人类的智慧，西方社会一定可以度过这个难关。但短期内无疑不乐观，一个累积了百年的慢性病，并不是简单熬一下就能挺过去的。

　　然而，即便西方社会熬过债务危机，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眼前：如果不进行制度变革，原来的财政透支体制依然存在，依然不能从根本上治愈病症。民主投票中，政客把自己的政府宣传为穷人的救世主，现在这个救世主反而需要有人来救了。很多人瞄准了中国，他们想要的不仅是中国出钱买他们的国债，也想从制度和文化上借鉴中国的一些东西。

　　有人说，欧洲小国需要改革福利制度，但美国不需要，因为美国有货币的战略储备地位，只要搞搞量化宽松，多印点钞票，就能让全世界替它买单。这种观点也是有待商榷的。印钞这种手段对解决美国的债务危机或许有一点用处，但非常有限。如果这个手段可以随便用，美国就不用生产商品和服务了，也不用搞知识创新了，只要借债然后印钞冲掉就可以。很显然，这种逻辑是讲不通的。因为一旦美国滥发钞票，势必造成美元贬值，美国国内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如果印钞的幅度过于夸张，美元的世界储币地位就会丧失。所以不要迷信美国人滥发美钞能解决本国的危机，这种方法的作用很有限，不是美国不想做，而是客观上印钞并不能解决问题。

　　公共选择的困境

　　总结资本主义近400年来发展，可以看到两个要素：个人自由选择和民主。民主这一半已经逐渐发展为政客谋求选票的骗局。民主神话的破产，实际上反映出人类现在共同面临的“公共选择的困境”。

　　所谓“民主”，实际上就是公共选择的一种方式。公共选择领域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到底以什么标准做决策？现在西方民主神话的困局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公共领域里，至今人类是无知的，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公共选择的办法。在民主以前是专制，有一个独裁者替所有人做出选择。因为人们发现专制出了问题，才去追寻民主制度，发展出投票民主这个代议制的办法，一人一票选出一个人来做代理人，帮我们做选择。实质上这种制度造成的后果也不尽理想，现在西方的民主制度，就是人类为不成功的专制选择的一个不成功的替代物。

　　“选择”是每个人每天都要面临的问题，有些选择只是跟你个人有关系，比如要吃什么穿什么；有的选择就不仅涉及到你一个人，比如社会秩序的建立，就是全体公民的选择。公共领域的选择总是存在的，但让每一个人都自发去做选择，是非常难以操作的。人类一直找不到好的方法，一些历史学者比较推崇“开明专制”，就是某个独裁者按照自己的想法给所有人做出选择，但这个独裁者是“永远正确”的。“开明专制”的问题在于，几乎不存在这样完美的统治者，独裁者总是又蠢又疯的居多，他们造成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数不胜数，古今中外都有血的教训。

　　也有人说，应当集中所有人的智慧来做出选择。但经济学里面有个“阿罗不可能定理”，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至于西方的“一人一票制民主”，在短期内看上去完美，但长期内将造成积重难返的慢性病，多数人都幻想过与自己收入不匹配的生活，高福利本身不能延续，最终将导致社会的崩溃。但这种慢性病不像专制制度那样，能找出直接的责任人。这种病症的责任是非常不明确的，所以才会出现“占领华尔街”这种毫无指向的斗争。

　　一些中国人很向往西方民主，然而在这些事实面前，西方民主也找不到走出公共选择困境的方式。就像货币制度一样，金本位以后人类始终无法找到稳定币值的“锚”。在公共选择领域，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解的话，我认为稍微好一点的办法就是把公共选择的范围尽量减少，这种办法其实跟社会本身的“民主”或“专制”无关。例如英国撒切尔的改革、美国80年代的“里根革命”、智利皮诺切特政府时期由“芝加哥男孩”主导的改革，均是把原来很多公共选择的领域变为个人选择。但美国和英国的这种思潮都很短，其中美国到了克林顿时代就将里根政府的思想完全扭转，英国从撒切尔到布莱尔政府的转变，也同样只有十几年时间。

　　个人自由的边界

　　同公共选择相比，个人选择就自由得多。但这种自由也有一个边界问题，一个人的自由应以不对他人构成损害为限。个人选择危害到他人，就跨越到公共选择的领域去了。自由是个好东西，但人类不能陷入原教旨主义的误区，不能为了“自由”而“自由”，因为“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工具性的东西。

　　个人选择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分散在社会人群里边各种各样有用的信息和知识得到最高效率的利用。人类从初民时代至今，还是那些山山水水，自然禀赋是一个常数，但生存状态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只因一样东西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人类的知识累积量。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就是知识增量。经济学把资源稀缺当做一个基本问题，笔者认为并非要领，其实稀缺的本质是无知。

　　哈耶克认为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识量要和决策权相匹配，并且转移的应该是决策权，而不是知识。有效率的决策是一个“分权”的过程，知识是分散在社会大众中，很难集中，有很多信息还没有集中的，资讯的寿命就完了，或是走样失真，如此的知识转移过程代价高昂。要把分散在社会上的知识和资讯利用起来，应当把决策权分散掉。

　　哈耶克所处的时代注定了他的局限性，他只看到了计划经济在公共决策上的问题，现在西方民主造成的惨状，他并没有机会看到。但他所说的公共选择里决策的无效率，还是值得现在的人们借鉴的。个人自由的边界不能无限扩大，也不能无限缩小。如果每个老百姓遇到任何问题，都要求政府替他解决，就相当于把个人自由选择完全推向公共选择，政府成了无边界的“救世主”。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这个政府是“民主”还是“专制”，都无法保证长远的经济发展。

　　美国在“9·11”事件以后，个人自由选择的边界缩小了很多。为了打击恐怖分子，许多私人领域都被纳入公共选择的范畴。而民主是个“人多势众”的东西，今天加一条，明天加一条，通过逐步的立法、价格管制、工会等力量，把社会的通则加上了密密麻麻的条文。律师成了最吃香的职业，国会议员们整天都在投票，许多法律条文连实际的缔约双方都搞不清楚了。有些中国人对公共选择和民主投票很不了解，还把美国盲目当做一个标本来误读，实际上美国人的自由已经丧失得很厉害了。

　　而中国在最近30年的发展，通则始终比较少，给当事人以缔约的自由。外国人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他们心目中“不自由”的中国，事实上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地域之一。它是全世界法条最少的环境之一，只有很少的通则，做生意时律师的角色远没有西方那么重要。而西方民主和高福利的破产，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谈，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参加国际分工和竞争成为一个催化剂，加速了西方民主骗局破产的进程。

　　中国的崛起

　　人类历史上各大帝国的兴衰，很多历史学家作了总结，我认为其中的原因与企业的兴衰很类似。我曾给长沙市政府做过顾问，见证了大型企业LG的兴衰过程。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这家公司非常优秀，也拥有最先进的彩电生产知识。在彩电取代黑白电视这个新知识的产生过程，它升起为长沙第一大企业，每一年公司的产值和利税很大。但当平板电视取代传统彩电，原来的彩电生产知识急剧贬值，这家公司就走向衰落。最近美国的柯达公司破产，同样是因为知识贬值。

　　再去观察所有帝国的兴衰沉浮，也是同样的道理。在一个地区如果产生了新的知识，该地区就会兴盛起来。大英帝国征服世界是因为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新知识体系的产生过程，所以它会打败强大的农耕文化主导的东方社会。后来美国又发生了工业知识的升级过程，于是美国又取代了英国。新的知识体系产生以后，原有的知识体系一定是贬值的，原有的帝国一定会衰弱。

　　所以我认为清帝国的衰落并不完全因为腐败、没落等，实际上也是农耕文化知识贬值的结果。而最近几年西方世界的衰弱，跟中国所发生的知识集成是有关的。最近30年来，全球范围内的加工生产的知识正循序渐进地在中国集成，它导致了西方世界原有知识的贬值。全球各种产品和服务在中国集成，知识更完备，而且成本更低，于是提供了一个参照物，映照出西方国家人力资本的定价错误。

　　如果没有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的福利还可以坚持得长一些，民主的神话破灭也会迟一些。但中国的出现，使得他们原有的知识体系迅速贬值。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也缺乏足够的知识增量。像苹果这样的企业，中国无法取代，当然还可以赚钱。但除此之外，西方的新知识增量很少，几乎相当于断流。美国IT、生物制药、互联网等在90年代产业化后都非常好，但实际上这些新知识都是在60年代发现的，原来的新知识都已经通过金融市场变现了。

　　除此之外，欧美新知识生产的断流也是拜高福利所赐。创新有两个引擎：一个是收入刺激，另一个是兴趣与好奇。高福利提高了机会成本，消极了人们创新的动力，相当于把“收入刺激”这个引擎消灭掉了。现在美国人创新大部分靠兴趣，而美国大学的评价体系导致求知也索然无味了。这些都是美国这些年新知识流量大幅变小的原因。

　　对于中国而言，西方文明的病症带来的第一个启示是，应当注意公共选择与个人自由的界限，两个方向上都不要走极端。像西方那样发展繁复的法律条文，缩减民间自由缔约的空间，这种做法未必符合发展的要求。

　　第二个启示是，机械遵循“多数民意”的一人一票式的施政方式，不一定是民主的真正内涵。现在有一种“网络施政”说，就是看网上的大多数人怎么说，按照他们的意见来施政。其实从长远来看，暂时性的“多数民意”不见得对老百姓都是有利的。

　　第三个启示就是要与凯恩斯主义保持适当距离，尽量避免宏观调控在短期内发生大的波动。政府宏观调控本身是一种公共选择，万不可无知而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