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已成为当前的中国众望所向，但是，利率市场化将导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重大改变，对此，社会各界必须有所准备。我国目前利率管制的真正受益方是资金使用人，是各类工商企业和社会的基础建设项目。政府通过存款利率上限管制保证了企业和社会基建项目较低的融资成本。而如果放开利率管制，受益的将是存款人，受损的是用款企业。受益方和受损方互换，将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改变

　　中信银行副行长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

　　■ 曹彤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曲双石

　　美国金融形势评论

　　2012年上半年，美国经济的两个关键词是：高开低走、贸易保护。

　　一，年初美国经济呈加速好转迹象，但进入3月份后呈“高开低走”态势，尤其是就业数据持续下行。美联储虽一直观望，但若经济形势持续恶化，进一步宽松政策或将到来。

　　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是“高开低走”经济态势的最好诠释。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虽然今年1至5月美国失业率基本呈下降趋势——由8.5%降至8.2%，但月度非农就业环比增量却由27.5万一路降至6.9万，而美国需月均创造12.5万个就业机会才可维持失业率稳定。

　　此外，占美国GDP70%的消费方面，其数据表现也渐趋疲软。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美国零售额与核心零售额环比与同比增速均大幅下降，其中零售额环比增速由一季度的0.6%~1.0%区间骤降至-0.2%，核心零售额环比增速由一季度的0.8%~1.1%区间骤降至-0.4%，均由正转负；零售额同比增速由一季度的6.3%~6.6%区间降至5.3%，核心零售额同比增速由一季度的6.4%降至4.3%，均下降明显。美国经济咨商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月份达到71.6的顶点后一路走低至64.9，而消费者预期指数也由2月份88.4的高点一路走低至77.6，表明美国消费者信心不足。

　　宏观经济数据中惟有房地产数据可提供些许安慰。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新屋销量从去年9月份开始一直呈上升趋势，今年1至4月份美国月度季调并年化后的新屋销量在33.2万幢至35.8万幢之间，同比增速最高达11.4%。房屋销售价格从去年11月份开始上行，新屋售价中位值2月份后一直位于23.5万美元左右，好于2011年的22.72万美元；而新屋销售均价在3月份后一直在28万美元之上，也远好于2011年的26.79万美元。新屋开建与营建许可数量虽偶有下跌，但基本呈上升趋势。其中季调后新屋开建数量上半年基本稳定在70万幢之上，最高达74.4万幢，与去年基本维持在50万幢至65万幢之间相比，已有较为明显的变化；而季调后营建许可数量去年11月开始则基本稳定在70万幢之上，最高达78万幢，相较去年10月之前基本维持在50万幢至65万幢之间的情况，也有较大提升。过去6年，疲弱的楼市严重拖累了美国经济发展，而今后美国经济的真正复苏，也将以楼市的复苏为先兆。对下一步美国楼市的走向，应给予高度关注。

　　除经济形势“高开低走”之外，影响美国下一步宏观经济决策的主要变量还有：一是11月美国将迎来总统大选，自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来，还没有美国总统能在失业率达7.2%以上的情况下赢得竞选连任；二是欧债危机一再反复，5月份以来再次陷入崩溃边缘，已成为所有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系统性风险；三是年底“财政悬崖”将近，包括诸多减税措施即将于年底到期、明年开始联邦项目将自动进行总规模为1.2万亿美元的削减、美国可能在年底前再次触及举债上限等；四是美国目前通胀风险较低，4月份季调后CPI环比零增长，5月份更是环比下跌0.3%，近12个月未经季调CPI仅增长1.7%。

　　基于此，美国有理由和条件在下半年推出更为激进的宏观经济措施，而鉴于财政政策的空间有限，进一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将成为主要选项。

　　二，贸易数据表现不佳加之正逢大选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飙升，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层出不穷。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自去年11月份开始美国贸易赤字再呈上升态势，今年3月达到15.81%的环比增速，为去年1月以来最高。对华贸易赤字虽自去年11月以来呈下降态势，但降幅有限，且平均水平显著高于去年同期，并远高于美国对其他国家贸易赤字水平。此种情况极大地激发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其不断挥舞“贸易大棒”，尤其将中国作为贸易战假想敌，半年来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极其频繁，造成中美之间在太阳能光伏、稀土等许多领域皆有纠葛，甚至有时一天之中就有不止一项制裁措施出台，并采取行政和立法双重措施强化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能力。

　　一是行政手段上，2月28日，奥巴马签署命令，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设立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协调与美国贸易权利、国内贸易法律等有关的执法事宜，强化美国在推行市场开放方面的能力，为美国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环境，保障在国际贸易规则下美国贸易权利的实施和国内贸易法律的执行。

　　二是法律措施上，3月初，美国国会通过一项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和越南等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该法案涉及20余种商品，涵盖了从中国进口的钢、铝、纸、化工原料及从越南进口的塑料购物袋等。

　　当前全球经济疲软，各国皆需增加出口以突破国内经济发展瓶颈从而推动经济复苏，贸易摩擦在所难免。尤其美国临近大选，奥巴马需借助贸易保护主义以展现对华强硬一面，聚攒人气，因此，对于当前美国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我们应冷静对待。

　　但是，作为长期的国际贸易政策，美国必须重新认识中美贸易关系。首先是历史视角。近10年来，美国对华出口增长468%，中国已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采取积极措施扩大进口，尤其是扩大自美国进口。2006年至2011年，中国政府每年派出的投资贸易促进团累计从美采购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2011年，中国贸易顺差从金融危机前的3000多亿美元降至1500亿美元，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7%以上降至2%，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

　　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很重要的方面是美国自身经济政策和结构的调整，包括取消对华出口的种种限制，特别是尽早放宽对华民用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这既有利于平衡中美贸易、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也有利于改善美国国际收支结构；其次是技术视角。如WTO所说，在生产全球化时代，现行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已过时且存在漏洞，导致美中贸易逆差被夸大。现行贸易统计方法只适用于出口产品完全产自同一个国家的状况，不能真实反映跨国贸易迅速发展的现实。

　　欧洲金融形势评论

　　2012年上半年，欧洲经济的三个关键词是：经济萎靡、希腊、西班牙。

　　一，受欧债危机拖累，上半年欧洲经济极度萎靡，各项关键经济指标始终处于下行轨道，而LTRO(长期再融资计划)效果仍有待观察。

　　今年一季度，欧元区GDP环比零增长，同比萎缩0.1%；欧盟GDP环比零增长，同比仅增长0.1%。与前几个季度相比，同比增速显著下降。而欧盟委员会预计今年欧元区经济将萎缩0.3%，欧盟经济将为零增长。

　　就业方面，欧元区与欧盟4月份失业率分别达11%与10.3%。其中最严重者如西班牙4月份失业率飙升至24.3%，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51.5%，即25岁以下年轻人中超过一半没有工作。“欧债危机五国”中，其他四国4月份最低失业率也达到了10.2%。

　　采购经理人指数方面，欧元区的综合PMI、制造业PMI与服务业PMI均一路下泄。除1月份外，所有指数均处于50的荣枯分界线以下。其中5月份欧元区综合PMI降至45.9，创近3年新低；制造业PMI降至45，创35个月新低；服务业PMI降至46.5，创7个月新低。PMI指数表明欧元区经济一直处于萎缩状态。更糟糕的是，德、法两大欧元区领头羊国家同样处于下行状态，其中德国5月份综合PMI降至49.6，为6个月来最低；制造业PMI降至45.0，创近3年新低。

　　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加之不断飙高的失业率所带来的社会痛楚，使欧洲经济十分危急。面对此种形势，欧央行虽未再行降息，但分别于去年12月及今年2月29日连续进行两轮总规模达1万亿欧元的LTRO。两轮LTRO有助于稳定欧元区金融市场。但是，低迷的数据表明两轮LTRO的效果仍有待检验，早前关于“LTRO仅是解决银行流动性问题，难以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的预言恐将成真。

　　二，希腊形势跌宕起伏，多次引发世界金融市场动荡。

　　上半年，希腊政经形势犹如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2月份，总额达1300亿欧元但附带严格紧缩措施的救助协议在欧元区国家财长会议上达成一致及3月初“债务置换计划”成功，曾使欧债危机一度偃旗息鼓。然而，5月希腊大选中反对紧缩措施的左翼政党势力大增，造成各政党无法完成组阁任务，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性飙升。直至6月17日二次大选中，支持财政紧缩的新民主党在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才使沸腾的欧债危机形势暂时冷却下来。

　　5月的政治动荡使希腊与欧元区突破了“不能退出欧元区”的底线，“退出欧元区”已成为双方在危机时刻都会评估的可能选项之一。政治不确定性的继续存在，使得未来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仍不容小觑。

　　一旦希腊选择退出欧元区，将给世界金融市场带来极大震荡。对于希腊，其退出的总成本预计将达5000万亿至1万亿欧元之间，希腊通胀率预计飙升30%至50%，新货币预计将立即贬值60%，银行系统将承受极大流动性压力。自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该国一直存在较严重的存款外逃现象。过去两年中，希腊本地银行存款流失速度平均在每月16~24亿欧元左右，并在今年1月创下53亿欧元的纪录，5月14日与6月11日则分别出现当日提取7亿欧元存款的新现象。

　　对欧元区来说，首先将产生连锁效应。“受惊”的资本将流出欧元区边缘国家甚至流出欧元区，西班牙、意大利等问题国家可能因失去投资者信任而面临国债收益率飙升，财政状况恶化；其次将造成巨大经济损失。IMF和欧盟曾先后两轮向希腊提供资金援助，欧央行还购买了大量希腊国债。若希腊放弃欧元，据估计欧元区损失累计约为1600亿欧元，其中德国损失将在700亿到800亿欧元之间；第三，将引发经济衰退。若希腊无力偿还债务，欧元区银行为求生存，可能大幅限制贷款发放，企业投资也会减速。而欧洲民众可能因担心失业或紧缩措施而减少消费开支，将导致欧盟内部需求崩溃，欧元区经济陷入衰退。

　　三，西班牙状况危急，成为欧债危机新的风暴中心。

　　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状况危急，仅上半年就被三大评级机构6次下调主权信用评级，目前陷入“三连环恶性循环”：

　　一，经济面临低增长、高失业困境。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西班牙经济环比萎缩0.3%，同比萎缩0.4%，欧盟委员会预计其今年将萎缩1.8%。截至4月份其失业率高达24.3%，青年失业率更是飙升至51.5%，冠绝欧洲。

　　二，中央及地方政府均面临财政困境。2011年西班牙财政赤字占GDP8.5%，远超6%的原定目标，公共债务占GDP之比今年预计将升至80%；借贷成本持续上升，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7%的心理关口，达到7.3%的欧元区面世以来最高值，同时国债CDS也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此外，2011年西班牙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占GDP2.9%，若要完成2012年降至1.5%的目标，困难重重。经济规模占西班牙1/5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已请求西班牙政府对该地区进行融资救助。该地区今年有超过130亿欧元债务需要偿还。过去两年，加泰罗尼亚地区发行了利率为4.5%至5%的爱国者(微博)债券，该地区民众近1/4的存款都已购买此类债券，购买能力已达极限。

　　三，银行业危机深重。西班牙央行数据显示，1995年至2000年，西班牙房价上涨38%，2002年至2008年价格最高曾经翻倍，但2008年至今房价已下跌21.5%。受房地产泡沫破裂影响，西班牙银行坏账严重，上半年已有多家银行被三大评级机构降级。数据显示，4月份该国银行业坏账率达8.72%，创1994年4月以来最高水平；该国各大银行有1840亿欧元不动产开发商贷款和资产存在问题；4月份西班牙银行业零售和企业存款减少314.4亿欧元，至1.624万亿欧元，创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新低。西班牙问题银行中，以第四大银行Bankia最为严重，西班牙政府为其已付出235亿欧元，为其历史上对银行业进行的最大规模援助。此外，西班牙银行业持有较高比例的西班牙政府国债，国家主权风险集中。据估计，今年4月西班牙银行共持有1460亿欧元西班牙政府债券，约占西班牙国债总量的30%，与一年前13%的比例相比大幅上升。

　　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西班牙政府终于被迫于6月9日宣布，正式向欧盟申请援助，援助金额为1000亿欧元，资金将来自EFSF(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与ESM(欧洲稳定机构)。西班牙银行有序重组基金(FROB)是惟一有权直接接受援助资金的机构，西班牙银行将通过该机构获取资金。自2010年以来，欧盟已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进行了总计3860亿欧元的救助，西班牙正式成为欧元区第4个寻求外部援助的成员国。

　　日本金融形势评论

　　2012年上半年，日本经济的三个关键词是：经济复苏、日元汇率、债务。

　　一，日本经济继续回暖，但面临两大风险。

　　日本内阁府数据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后一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长1%，按年率计算增长4.7%，高于市场预期中值3.5%，也远高于前值0.7%，为连续第3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公共投资已经出现上升。商业固定投资已经处于温和上升趋势，市场情绪出现改善。在消费信心改善之下，私营部门消费已经温和上升，归因于刺激汽车需求的努力。住房投资正在加速。缘于内外需求发展，产出已经显示出一些提速迹象。

　　此外，日本出口也表现抢眼。一季度日本商品和服务出口增长2.9%，拉动GDP增长0.4个百分点，进口则增长1.9%。整体而言，净出口对当季GDP增长率贡献0.1个百分点。相较而言，去年四季度净出口拖累GDP0.7个百分点。

　　但同时日本经济还面临两大系统性风险：

　　一是国内能源短缺。核能在日本能源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2010年核电站为日本提供了26.4%的电力。在5月日本54座核反应堆全部停运后不久，6月中旬日本政府不顾诸多批评，宣布重启关西电力公司大饭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以缓解能源紧张。但由于日本国会仍在审议设置“原子能管理委员会”的法案，加之民众的强烈反对，其他核电站何时重启仍是未知数。

　　二是欧债危机。近期欧债危机恶化成为日本经济面临的最大下行风险因素，避险资金再度将日元作为避风港，使得日元经过一段蛰伏期后再度出现升值态势。美元兑日元汇率持续突破80关口，将严重损害企业盈利，野田佳彦甚至表示不排除未来不顾美国反对采取单边行动抑制日元升值的可能性。

　　此外，日本保持购置税优惠政策将在今年8月份到期，对下半年经济表现将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由于目前日本国内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而工资却基本不变，消费者很难大幅扩大消费支出。

　　二，日元汇率频居高位严重威胁日本经济。

　　2007年8月以来，日元对美元升幅已超30%，在所有发达国家货币中居首，远高于第二名瑞士法郎的25%。去年9月瑞士央行出台本币汇率上限措施，更使日本成为惟一避风港。目前，出口占日本GDP的比例大约为15%，远超1995年的9%，意味着目前日元升值对该国经济竞争力的负面冲击要比17年前更为严重。高盛数据显示，美元兑日元汇价每下跌1日元，日本各大出口企业就会损失3%左右的利润。

　　今年3月日元曾短暂摆脱升值阴影，原因有三：一是日本央行于2月14日意外宣布扩大量化宽松规模10万亿日元至65万亿日元，同时明确了短期通胀目标1%和中长期通胀目标2%，表明其志在扭转该国长期通缩及预期，打开了未来进一步扩大量化宽松规模的猜想空间；二是日元汇率一向与全球经济走势相反。当时全球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喜人，欧债危机渐趋平稳，市场购买日元的避险需求降低，令日元升值缺乏支撑；三是2011年日本贸易赤字巨大，今年1月份贸易赤字达1.475万亿日元的历史新高，不支持日元再度走强。

　　然而，5月后日元兑美元再次突破80关口，原因如下：首先，欧债危机再度恶化使日元又一次担任了避风港职责；其次，投资者已认识到，日本央行一而再再而三地干预日元汇率的做法，其效果或许不会长久。5月初日本央行曾一度扬言要再度干预汇率，但在5月23日的政策会议上却未就此作出任何表示，日元汇率也因而在此后出现急升。

　　但是，除非美元兑日元逼近1:76大关，否则相信日本央行暂时不会出手，原因有三：一是目前经济尚处温和复苏阶段，央行暂时没有出手必要；二是日本企业早已做好日元升值准备，安排了针对日元升值的对冲操作，对其而言日元马上贬值的好处或许还不如从政府补贴中获得的利益多，而政府采取汇市干预举措在政治上也不会有太大收获；三是日本政府已清楚地意识到，单枪匹马入市干预、在资金汹涌流入日元之际只能是杯水车薪；四是欧洲市场仍存巨大不确定性，目前不宜介入。

　　三，日本政府企图通过提高消费税率缓解财政困境，引发政局不稳，执政党内部面临分裂。

　　截至2011年，日本财政赤字已占GDP的10.1%，惠誉预计日本政府总负债率至2012年底将达GDP的239%，远超希腊赤字占GDP9%、总负债率达165%的水平。5月22日，惠誉将日本主权信用评级由“AA-”下调至A+，前景为负面。

　　日本财政赤字飙升原因有三，一是财税收入不足；二是社会老龄化速度过快，社会福利支出不断膨胀；三是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一直陷入经济不景气和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中，政府为刺激经济积累了高额债务。但由于日本债务主要购买方为日本金融机构和国民，外国购买比重只占8.3%，且其与希腊相比有自有货币、独立的货币政策、相对强势的经济及巨额的海外资产，因此短期内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若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改变，始终保持寅吃卯粮的状态，未来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不可避免。

　　鉴于此，野田内阁提出通过分阶段将消费税税率由5%提高至10%来解决债务问题，但该提议政治风险巨大，日本朝野对此颇多争议，这注定日本财政整顿步伐将异常缓慢，而政治僵局也是惠誉将日本评级下调的主要因素之一。该议案若最终不能通过，日本信用评级将被进一步下调，从而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评论

　　2012年上半年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项工作次第展开，尤其是改革涉及到了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幅等敏感话题，表明了中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定决心。

　　一，QFII发展节奏加快。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已有172家境外机构获得QFII资格，其中145家QFII共计获批272.63亿美元额度，累计净汇入资金1254亿元，QFII账户资产合计约2713亿元，持股市值约占A股流通市值的1.1%。近期，QFII审批速度明显加快，去年12月以来已批准51家QFII和56.23亿美元投资额度。此外，证监会在推动QFII健康、快速发展方面推出两项重要举措：

　　一是QFII新增投资额度500亿美元，RQFII新增投资额度500亿元人民币。此举为资本项目开放的提速之举，可有力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二是制定《关于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规定》， 内容主要包括：降低QFII资格要求，其中资产管理机构、保险公司、其他机构投资者(养老金、主权基金等)的经营时间由5年降为2年，证券资产规模由50亿美元降为5亿美元，体现了鼓励境外长期资金进入的政策导向；增加运作便利，允许QFII为自有资金或管理的客户资金分别开立证券账户，并通过修改相关规定，满足QFII选择多个交易券商的需求；扩大投资范围，在已允许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基础上，允许QFII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放宽持股比例限制，将所有境外投资者的持股限制由20%提高到30%，单个境外投资者的持股限制不变。此外，为加快资格审核，《规定》还明确了QFII资格申请文件的电子提交方式，并简化了申请资格文件的要求。《规定》放宽了QFII资格申请门槛和增加运作便利，显示了证监会及相关部门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决心。

　　二，中日开展金融合作，人民币“借船出海”。

　　去年12月底，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首次访华期间，中日两国发表了《中日加强合作发展金融市场》的声明。今年上半年，其中两项措施得以实现。

　　一是3月13日日本财务大臣安住淳表示，经中国许可，日本获准最多可购入65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债，购买资金来自日本外汇资产。日本将成为首个持有中国国债并将其纳入外汇储备的发达国家，将对其他发达国家起到一定示范作用。

　　二是6月1日起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中日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从2006年开始中国就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日本也是仅次于美国、欧盟和东盟的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2011年中日双方贸易额达到3449亿美元，同比增长14.3%，创历史新高。人民币兑日元直接交易，不仅可以降低两国汇率交易风险，更可以提升人民币与日元的国际地位，促进东京和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

　　三，伦敦力图成为人民币离岸“西方中心”，或取代香港地位。

　　4月18日，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宣布伦敦准备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的“西方中心”。目前全球人民币离岸交易中，伦敦已占据26%的份额，人民币客户存款及银行同业存款总额超过1090亿元人民币，伦敦人民币业务已初具规模。

　　为推进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建立，伦敦已开展多项具体工作。

　　首先，伦敦金融城牵头建立了人民币计划工作组，现有成员包括中国银行、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微博)，英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及英国金融服务局担任观察员。

　　其次，全球最大的商品交易所伦敦金融交易所(LME)拟用人民币进行金属合约结算。LME的合约是从铝到锌等各种金属的全球基准。尽管这些合约以美元计价，但该交易所为各公司提供了以欧元、日元和英镑结算和清算其交易的选择。近年来，中国对大多数金属的需求占到了全球总需求的40%以上，也令中国在LME期货交易中的份额不断上升。中国可以此为契机，逐步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有助于借助伦敦这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第三，4月18日，汇丰集团在伦敦发行20亿元人民币优先无担保债券，这是首次在大中华区之外发行人民币债券，也使伦敦成为继香港之后的第二个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具有里程碑意义。该笔债券的发行将为有意寻求人民币国际融资的欧洲及以外地区的其他机构开启一个崭新的市场，增强了人民币的“体外循环”，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

　　四，温州、深圳先后开展或准备开展金融改革。

　　今年上半年，温州、深圳两大金融活跃地区纷纷开展或准备开展金融改革。3月28日，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4月12日，深圳市政府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温州金融改革明确指出，要“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表明其有望与沪、津一道作为个人境外直投的试验区域，推进资本项目对外开放。

　　与之相比，深圳金融改革虽尚待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实施，但其中最大亮点——深港双向跨境人民币贷款值得关注。首先，该措施为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人民币回流提供了重要平台，能够解决香港的人民币去向问题，增强人民币吸引力；其次，对推动利率市场化有积极影响；第三，有利于深圳借助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力量支持本地实体经济发展。

　　五，人民币汇率基本达到均衡水平，央行扩大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幅度。

　　去年年底以来，人民币汇率逐渐接近均衡水平，尤其是今年2月开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始终围绕6.30上下波动。同时，贸易顺差、新增外汇占款、银行代客结售汇等数据也间接表明人民币升值趋势已告一段落。IMF虽仍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但已不再使用“严重”、“显著”等字眼形容人民币币值低估程度。这种状况不仅极大减轻了中国在国际社会面临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也为人民币汇率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

　　基于此，4月16日起，央行决定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5‰扩大至1%，外汇指定银行为客户提供当日美元最高现汇卖出价与最低现汇买入价之差不得超过当日汇率中间价的幅度由1%扩大至2%。

　　增加汇率弹性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为资本账户开放打好基础，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有效抑制短期资本流入，增强宏观调控的自主性。

　　六，央行首次以官方报告形式描绘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清晰路径，并给出具体时间表。

　　2月份，央行研究报告《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条件基本成熟》发布，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并将整个过程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短期安排(1-3年)：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鼓励企业“走出去”；中期安排(3-5年)：放松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信贷管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长期安排(5-10年)：加强金融市场建设，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逐步以价格型管理替代数量型管制。此为央行首次以官方报告形式描绘出中国资本项下开放的清晰路径，并给出具体时间表，标志着启动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议题进入议事日程。

　　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改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最后一道屏障，此屏障一开，30余年改革形成的优势和不足都将瞬时暴露在国际经济体系之下，可能获取更多收益，也可能承担更大风险。总体上看，应按照周小川行长所提的，坚持以对外债总量和短期资本流动的管理为底线的原则，渐进稳妥地的加以推进。

　　七，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坚实一步，但目前推进利率完全市场化改革时机尚不成熟。

　　6月7日，央行决定将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同时，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

　　事实上，自1996年放开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以来，目前金融市场利率(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等)、货币市场利率(银行同业拆借、贴现、转贴现等)、外币市场利率均已基本实现市场化；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在信贷需求旺盛、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基本发挥不了作用，因此也基本上市场化；目前尚未市场化的其实只有存款利率，而其借助信托理财、协议存款、财政存款招标等替代方式也已达到部分放开的效果。但存款利率上限不能超过基准利率、贷款利率下限不能低于基准利率0.9倍的限制一直存在。此次央行宣布扩大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事实上是在渐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虽尚未完全放开管制，但朝着利率市场化的方向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当前，利率市场化已成为众望所向，但是利率市场化将导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重大改变，对此社会各界必须有所准备。我国目前利率管制的真正受益方是资金使用人，是各类工商企业和社会的基础建设项目。政府通过存款利率上限管制保证了企业和社会基建项目较低的融资成本。而如果放开利率管制，受益的将是存款人，受损的是用款企业。受益方和受损方互换，将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改变。银行只是提供资金融通的一个中介，所能起到的只是价格传导的作用，即使放开存款利率管制，银行也需维持适度的基本可循环的净息差水平，结果只能导致贷款利率相应提高。

　　有鉴于此，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时机必须较好把握，企业的承受能力必须重点考虑，只有在企业成本上升的和缓期才是存款利率放开的最佳时点：一是通胀较低时期。此时存款负利率效应不明显，利率放开后，名义存款利率上升不明显，相应的名义贷款利率上升也不明显，企业相对容易承受，对实体经济冲击相对较小；二是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较稳定时期。生产要素价格稳定，则企业经营预期比较明确，利率市场化后，面对融资成本上升，企业也可专心应对。

　　短期来看，目前推进利率完全市场化的时机还不够理想，主要是物价形势不稳定，尤其是近几年投放的超量货币所蕴藏的推动物价上涨的势能尚未完全释放。但中期来看，放开利率管制的条件要好于前些年，主要是因为汇率、土地成本、人员工资等已经经历了一轮较快增长，目前涨幅逐渐趋稳。同时，我国经济逐渐步入调整周期，去产能化将带来主要生产要素价格的稳定甚至下降。因此，当前可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利率市场化经验，制定未来3到5年存款利率放开的明确时间表，给社会各界尤其是企业界以明确预期，以便提前应对资金成本的必然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