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改革：转型困局与改革的智识
□ 特约撰稿/朱 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价值启蒙的前夜
“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个谜团：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了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以至于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服却拙于制度创新。”
究其原因，在最深层的理念上的启蒙，中国远未真正完成。
变革的实施，有赖于思想的启蒙、共识的凝聚。综合中国百年历史与现实来看，对转型实质的认识分歧，以及与之对应的路径选择分歧，正是近代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来源，也是新一轮“左”“右”之争关键所在。我认为，路径选择的价值判断，亟须破除“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历史”的实证思维定势，而应关键看所选路径本身，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逻辑与普遍人性内在需求。
无论是宗教统治的蒙昧时代，还是权力独裁的封建时代，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强制性，无不阻碍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正如卢梭在两个多世纪前所说：“人人生而自由，但永在枷锁之中。”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岂能成为通往自由平等之路？在逻辑上，这显然是难以自圆其说，甚至自相矛盾的。与此同时，自由竞争、宪政民主、现代法治等符合人性价值的基本原则，为经济社会的动态稳定发展与财富持续创造“保驾护航”，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确立。
倘若说，不谈常识，空谈主义，确是清谈误国；那么，避谈常识，或先给常识贴上意识形态标签，再高举极端理想主义大旗，则很容易成为玷污理想主义的借尸还魂。今日“左”“右”之争，仅仅是新一轮价值启蒙的前夜，尚未上升到路径选择的技术方法层面。唯有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与内在需求的常识性启蒙，方能让人类历史已经走过的弯路不再重复，让争鸣通过启蒙，回归到常识框架内。
制度性“乱象”之源
当下中国种种“乱象”，归根结底，出自制度性强制。对国民精神状态来说，最大的困扰，莫过于信仰的黯淡或错位。诚信和信仰已成当今国人的短板，这虽是相当痛心疾首的事实，但至今并没能形成一个基于共识的“解决方案”。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不堪回首的极端理想主义所酿灾难的修复。市场经济制度，是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发展外向经济、放开中小企业、建立资本市场、健全法治体系等逐步确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随着对外开放及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宪政民主、有限政府等价值观念，越发深入人心。
不过，官方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吸纳并引领上述观念形成普遍价值。而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因其浓厚的政治色彩、与现实的脱节，逐渐丧失真实认同感。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三十年巨变，经济结构已翻天覆地，社会结构却滞于其后，政治体制及价值体系则无根本变化。由此，封闭的、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与开放的、多元化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基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强制原则，与基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自愿协商原则，这两种基本原则之间的非兼容性，成为当下诸多“乱象”的根源。
唯一的出路恐怕在于：看清原则、找准方向，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找到一种能为各方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用这种价值理念去意识形态化，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政治体制的深层变革。
但在当下，意识形态领域所呈现“一元统治，两极对立”的非兼容状态，使得形成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异常困难。
“安全飞行”的关键
最让人担心也最引人深思的是，中国经济可能面临一个关于速度与方向的哲学问题。有这样一则寓言：在一架高空飞行的飞机上，机长向乘客们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飞行速度超过先前的预计；坏消息是，飞行迷失了方向。现实之中，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最大考验，正是如何通过“安全飞行”实现科学发展。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在治理经济领域问题的过程中，宏观层面的猛药在短期内取得了疗效，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后遗症，为未来埋下了更为长期的隐患。中观层面的产业政策，既有系统性方面的不足，又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供给，往往难以落到实处。而在微观层面，企业家精神受到制度环境的抑制，嗷嗷待哺的中小民营企业生存困难，难以支撑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这是因为时至今日，权力主导型经济的种种体制性障碍，依然在深层次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尤其是由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改革滞后，垄断特权对市场竞争产生倾轧，与此同时金融资源错配严重，引发了民间金融的高利贷化，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的振兴乏力。有学者担忧：中国经济已经面临“实业空心化”之虞。而“传统产业升级难”和“新兴产业生根艰”，是包括实业萎靡在内的中国经济转型困境之“一体两翼”，其“病灶”是一致的。
为此，我们仍然要补市场经济的课。所谓计划经济的本质，是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通过权力的层层干预，追求经济增长的规模与速度；而市场经济的要义，则是在保障私有产权的前提下，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实现财富创造的持续与共享。但凡市场竞争充分、产权结构清晰的国家，必是市场成熟、社会多元、权力受限的国家，而集权传统浓厚的国家则会通过权力干预的途径垄断社会财富。
由此一来，只有建立在自由平等、公平竞争、权力制衡基础上的政经体制，方可适应日益开放和多元化的大势，激发企业家、管理者、技术精英、生产者们的创造才能，只有通过基于自愿协商的经济社会“动态和谐结构”，方可协调该体系内人们各种才能和积极性，也就是“企业家精神”或者叫企业家才能。然而，依然存在的林林总总对企业的制度性强制或管制，以及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和官商结合模式的愈演愈烈，正是抑制和阻碍“企业家精神”正常发扬的主要因素。
可以断言：对中国经济而言，不论是短期的2012年实现“软着陆”，还是中期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十二五”绿色转型，抑或是长期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无不有赖于激发“企业家精神”，无不有赖于营造一个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而要从根本上达成这一目标，必须重启改革，进行大刀阔斧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让中国经济社会真正走上现代化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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