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金融风波，是中国经济未来危机的警示，应对这场风波的措施具有全国性效用。对温州自身的探索应给予充分的支持。

　　近来，资金链断裂引发的温州老板“跑路风波”震动政商两界。温家宝总理亲赴温州开展专题调研，并于10月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措施。浙江省近日亦出台一揽子举措，意在做好金融服务、规范民间借贷、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社会舆论对于设立“温州金融改革综合改革实验区”也期待甚殷。

　　对于这次来势汹汹的金融风潮，政府迄今采取的措施可谓迅速，足解燃眉之急，但在治本的意义上仍面临重大挑战。我们认为，当前的温州风波看似突然，实际上正折射了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若干矛盾，诸如实体经济空心化、民营经济市场准入无门、民间金融长期遭受压抑等。换言之，温州的风波，是中国经济未来危机的警示，应对这场风波的措施具有全国性效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亟需一揽子改革方案。“消防式救助”无法收长期疗治之效。

　　温州老板的动向何以如此牵动人心？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温州经济的标本意义相关。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曾有两种模式堪称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典型，一为苏南模式，一为温州模式。前者在既有集体经济基础上，实行“党政企合一”体制。在政府信用的支持下，苏南乡镇企业一度异军突起。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其政企不分、公司治理不完善的弊病渐渐暴露，从而失去活力。而后者则具有更为纯粹的民营经济本色。温州突破了资源禀赋劣势，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以日用小商品为主的主导产业，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其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程度远在苏南模式之上。这正是人们长期以来对温州经济的标本意义更为看好、寄望殷殷的主要原因。

　　然而，此次温州老板的“跑路风波”使温州经济的软肋尽显无遗。风波的导火索是资金链断裂。温州民营经济长期得不到国有金融机构的有力支持，不得不求助于在压制状态中扭曲生存的民间金融，致使企业融资成本畸高，蕴藏了巨大的风险。资金短板与市场准入“玻璃门”的存在，又直接限制了制造业升级。产品技术含量偏低，长于模仿而短于创新，成为当地企业的显著短板。温州企业家们对此早有意识，而左冲右突难有出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出口形势严峻，资产泡沫又空前膨胀，许多原本在实业领域打拼的资金涌向收益畸高的金融资产投机，这种情形在温州表现得相当集中。

　　“泡沫式盈利”总是充满风险和不稳定性，由是，随着房市调控或其他外在因素的“导火索效应”，温州首当其冲陷入资金困境，也就成了合乎经济逻辑的结局。

　　很显然，温州风波展现的制度性冲突并不是孤立的。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改革进程的一次局部考验。据悉，在温总理召集的温州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呼声最高的便是打破“玻璃门”。两个“非公经济36条”已颁布有年，国务院还强令有关部门出台了配套措施，但实施效果极不理想，即所谓“上面放，下边望，中间横着顶门杠”。民间金融“阳光化”实质上亦属同类问题。这已构成对政府行政能力的严重挑战。

　　近几年来，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转移加剧，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回报逐年走低，企业景气和企业家信心指数持续回落。如果实业持续萎缩，中国便不得不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危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变均将无从谈起。因此，这次风波实质上是经济自由化迟滞的后果，也是所有制歧视的表现。在这里，“国进”没有实现，但“民退”却令人痛惜地出现了。

　　问题已不容回避，改革的方向也相当清晰：给予民营经济真正的平等待遇，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保护私有财产。领导人的政治意愿已成为改革的决定因素。

　　背倚温州庞大的民间资本，加上各级政府的有力救援，这场风波演化为全国性金融危机的概率很低。截至今年5月末，全国企业民间融资余额3.38万亿元，与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企业贷款余额(含票据贴现)之比为10.2%，与全部人民币贷款余额之比仅为6.7%。此外，如果超越具体的产品结构和组织形态，而是着眼于它饱含的“敢为天下先，特别敢创业”的企业家精神，温州模式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方兴未艾，但是，它必须因时而变，必须自我扬弃。但是，这一切需要完善的制度环境，而这点取决于中国改革的全局进程。对温州自身的探索应给予充分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