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以来，中国货币供应量M2增速首次跌落至15%以下，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常有人把中国经济比做世界经济的一台发动机，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M2跌至15%以下，这台发动机几乎不转。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维持高速平稳增长的基础是M2增速维持在15%-18%之间，2009年，突如其来的次贷危机冲击中国，政府大量增加货币供应，M2增速一度高达30%。这样的货币供应支撑了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在全球遥遥领先的水平，但是其导致的恶果也在今天得以体现。

　　刚刚过去的7月、8月两个月，中国M2增速为14.7%和13.5%，无疑，这样的增长水平是改变经济增长轨迹的主要原因，依靠超常的货币增速，中国在过去十年里保持了固定资产投资的高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旦政府决意收紧货币投放量，旧有的增长方式便无法正常维系。与此相关的是，与投资品有关的因素便顷刻间黯然失色。

　　货币因素导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增长，而中国的权力部门掌握着银行、土地等其它生产要素市场的分配大权，权力资本的掌握者倾向于在任何时候都维系要素市场的高价格，这是这一群体利益的最直接体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有一种理论在中国找到了它充分发挥的市场，那就是凯恩斯主义，尽管凯氏的理论已在西方被证明存在诸多历史性的谬误，它的最直接后果便是导致了西方世界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格局，尽管这样，凯氏的理论在金融危机后的中国还是找到了它合适的土壤，中国权力资本非常需要一种这样的理论来面对公众的质疑。有一点会让西方经济学者无法理解的是，一种用来批评凯氏理论的学派——货币学派居然同时被用做辅证以投资和货币投放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这三年里，那些曾经极力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已经噤若寒蝉，他们几乎已经被社会遗忘。

　　这样便不难理解，一方面由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主导的投资扩张型经济增长模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另一方面，货币投放的非常规增长为这种扩张提供了可能。前者所导致的结局是，越是靠近资源品、资本品的企业和群体，他们越成为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后者所导致的结局是，货币像洪水一样泛滥，使人们对于资源品更加趋之若鹜。

　　2009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在中国一时间得到广泛的传播。1997年，在讨论日本问题时，他在一篇文章中建议处于通货紧缩周期中的日本无限量增加货币供给，他说：“流通的现金如果更多就会直接地刺激支出，额外流通中的现金仅仅是‘在人们的口袋上烧个洞’。换句话说，这些额外的货币会让银行更有放贷的意愿，有更多手持现金的个人会绕过银行寻找其它的投资渠道。”

　　克氏的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应验，不过，“有更多手持现金的个人”的能量可能是克氏远远没有想象到的。2009年，伦敦著名的金属交易机构苏克敦的高管在中国例行考察了一个月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与往年不一样的是，有数十万吨进口铜不知去向，它们既不在港口的保税仓库，也不在贸易商的物流线上，更不在交易所的交割库里，当然，后来我们已经知道，这些神秘失踪的铜，它们静静地躺在江浙实业资本家的车间里等待身价倍增的机会，这些原本进行实物生产的工厂老板已经放弃了实业经营，他们更愿意呆在股票或期货交易室里做着投机生意。

　　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权力资本正日益将资本品价格推向高峰的那一刻起，它注定就与下游的实业生产者形成一种零和游戏。小企业已经无法再忍受资源品价格和高涨的劳动力成本的冲击，企业走向破产的不归之路，另一方面，政府投资行为的低效率损害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信用资源被类似高铁项目这样的工程所占有，实业家们只能从民间借贷市场寻求融资渠道，信用的极度膨胀及错配所造成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经济的增长变得更加不可持续。

　　当政府决意通过提高资金成本和减少货币供给来遏制通货膨胀之时，民间借贷成本陡然升高，这一点在温州等中小企业发达的地区得到充分的体现，在资源品价格高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金成本上升的多重夹击之下，中小企业已经无法生存，企业主选择逃避债务责任，闻风而动的放贷主收缩放贷，企业信用危机的连锁反应就这样产生了。

　　三年来，实业资本家手中已经积聚了大量的投机品，这些投机品的价格均处于历史高位，给企业主留下巨大的风险敞口，一些资本家大量使用杠杆持有投机品，更加无法抵御国际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而在央行数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之后，商业银行为确保利润增长，各种非常规的信用手段开始大行其道，他们肆无忌惮地给贸易商开出大量的进口信用证，而只收取相当于标的物价值20%的保证金，一旦标的物价格出现暴跌，银行的贷款将打水漂，这将给金融市场带来更大的系统性风险。本轮温州民间信用危机的背后，正是在近期国际、国内市场上投机品价格大跌的背景下造成的，投机品的崩溃式下跌无疑加剧了市场流动性危机。7月份以来，以CRB指数衡量的主要资源品价格下跌了将近20%。幸运的是，最可能冲击流动性的住房价格仍未出现崩盘，如果这种最坏的情况出现，东部中小企业的信用危机就会全面爆发。

　　权力资本对中国资本品错配是问题的根源，但这可能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