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昱华

　　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源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单从经济结构调整来看，如果收入分配问题得不到切实解决，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就很难落到实处。但收入分配问题本身又具有很强的“惯性”，类似于计算机程序中的“死循环”。打破这个“死循环”，一方面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需要解决问题的智慧和勇气。

　　解决问题难在何处

　　收入分配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相互强化。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主要难在三个方面：

　　第一，出口部门的竞争力对低工资的“路径依赖”。我国庞大的出口部门的比较优势基于低成本、高素质的劳动力，如果中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提高，必然大大提高出口部门的成本，降低出口增长，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

　　第二，担心工资增长抬高通胀率。通胀率的过快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稳定程度。

　　第三，“精英阶层”的反对。国内外大资本在中国的超额利润很大程度上源于较低的人力成本，他们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工资的当然反对者。

　　四个隐性根源

　　通常的研究主要关注大量低端劳动力供给、城乡身份差距、权力参与分配等方面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但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重要的隐性因素对收入分配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通货膨胀。通胀使储蓄者蒙受损失，贷款者获得收益。中低收入阶层的主要投资手段是储蓄，而富裕阶层往往有直接负债或通过持有股权的方式间接负债。当物价持续上升且利率长期低于物价涨幅时，财富从中低收入阶层向富裕阶层转移，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持续恶化。如果利率平均低于物价涨幅1个百分点，30年后，储蓄者的损失就会达到26%。

　　二是存贷款利差。我国的存贷款利差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就是中低收入阶层对金融部门提供补贴，并间接地向金融部门的大客户提供补贴。在30年的跨度中，如果储蓄的平均利率为3%，100元会变成243元；如果利率为4%，100元会变成324元，其收入分配的效应是巨大的。

　　三是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造就了一个内部人和外部人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城市原住民、体制内员工和先知先觉的富裕阶层是胜利者，被卷入城市生活的新居民则被迫支付高昂的房屋价格。

　　四是公共服务。我国公共服务的差异化程度较大，越是中心城市、越是富裕阶层，就能够享受到越好的公共服务。由于公共服务是由政府税收作为支撑，其收入分配效应是“累退”的，即中低收入阶层为富裕阶层享受的公共服务提供了隐性补贴。同时，由于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上存在差异，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积累相对缓慢，在竞争的起点上存在明显劣势。

　　破解难题的四个关键

　　第一，摒弃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的理念。效益优先论者和公平优先论者有一个共同的潜台词，即效率和公平是冲突的。但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冲突只存在于有效市场中。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农民工的生存压力等问题使得劳动力市场从来就不是一个有效市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倡公平不仅不会降低效率，而是会提高效率。

　　第二，以动态“帕累托”改进的思路推进改革。过去三十年，我们习惯了帕累托改进式的改革。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能够使所有人都受益的改革措施越来越少。因此，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各个利益阶层有更加长期的视野和理念。调整收入分配，从短期看必然会有损富裕阶层和资本的利益，但从长期看，收入分配调整带来的社会稳定性的提高和内需的提升，会使富裕阶层和资本最终受益。

　　第三，逐步消除影响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因素。在收入的初次、二次和三次分配都要注重公平，减少和消除收入分配中的累退因素。同时注意减少上文提及的隐性因素对收入分配公平的不利影响。

　　第四，促进收入阶层的起点公平。特别是在公共服务供给，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应逐步实现均等化。在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完善起来后，中低收入阶层就不会因为生存问题而接受较低的工资，劳动力市场就会趋于有效。

　　有几个重要的隐性因素对收入分配产生重大影响：一是通货膨胀。通胀使储蓄者蒙受损失，贷款者获得收益。中低收入阶层的主要投资手段是储蓄，而富裕阶层往往有直接负债或通过持有股权的方式间接负债。当物价持续上升且利率长期低于物价涨幅时，财富从中低收入阶层向富裕阶层转移。二是存贷款利差。我国的存贷款利差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就是中低收入阶层对金融部门提供补贴，并间接地向金融部门的大客户提供补贴。三是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造就了一个内部人和外部人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城市原住民、体制内员工和先知先觉的富裕阶层是胜利者，被卷入城市生活的新居民则需要支付高昂的房屋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