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4月21日，海关总署署长盛光祖撰文表示，外商投资是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产生的主因。2009年中国全年贸易顺差仅为1961亿美元，而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项下的贸易顺差就高达2228亿美元；可见其他企业去年全年出现367亿美元逆差。而且这一现象呈持续扩展态势，今年前两月贸易顺差为218亿美元，外商旗下的加工贸易实现顺差就达319亿美元，可见其他企业逆差达101亿美元。

　　无须讳言，加工贸易主导下的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格局是国际分工下的产业内贸易的必然结果，但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国别政治经济博弈中，中国却代外商投资企业遭到责难，且中国属伤痕累累的代过之身。总括之，中国所投入的廉价要素资源支持加工贸易本质上是中国巨额福利的外流，即向从事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资源，意味着土地市场成本在某种程度上被转移给了国内购房者——这种转移不仅来自于土地使用的机会损益(在建设用地总量稳定的情况下，为加工贸易提供廉价土地就必然降低住宅和商业用地的规模)，而且地方政府提供加工贸易用地的三通一平成本、低于市价的使用成本等都必然转嫁到其他建设用地项目上，因此中国住宅等用地的地价和房价比翼飙升与这种工业用地的廉价供给有着潜在的“转嫁”逻辑。

　　同样，中国在国际市场高价买进石油等要素资源，而在国内通过价格管制廉价提供给包括加工贸易等贸易部门，其所产生的价格剪刀差成为了中国福利外流的另一条重要通道；毕竟，要素资源的管制价格剪刀差最终需要中国消费者和纳税人支付成本，而廉价劳动力一直以来被诠释为“比较优势”；然而，这里包含了很大的福利外流。

　　既然外商为中国贸易顺差主因，那么，若美欧等在即将召开的G2财长会议和即将于6月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上继续对中国施压，那么受损最大的是美欧自身。

　　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随时都存在夭折下，维稳有着一定合理性，但鉴于中国不仅非巨额贸易顺差的主要受益者，且面临着巨额福利外损，中国理应义无反顾地逐渐矫正和主动割舍掉为外商投资企业受过的逻辑脐带，改善中国日益恶化的贸易条件——最近广交会披露的数据显示， 19日结束的广交会一期上出口成交171亿美元，比去年秋交会增长9.8%；但增长主要源于不稳定的外需库存调整，而且出口量微增价却跌。显然，用出口价格/进口价格衡量的贸易条件继续恶化，显示人民币汇率显著偏离均衡值。因此，我们不应再替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到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而代人受过，更警防无意中成为“错位”地充当“转移”巨额贸易顺差至中国的利益代言人。

　　当然，虽然巨额加工贸易顺差加剧了中国巨额福利流失，但FDI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动力源。格尔普曼等新经济增长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显示，FDI投资发展中国家所出现了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外溢效应，有力地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国当前市场化程度和生产率较高的家电、电子行业等制造业，乃至当前已经初具先进地位的高铁生产等都与FDI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有着直接的逻辑传承；且中国日益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先进生产运营体系等的演进也与FDI的外溢效应直接相关。

　　但必须清晰地认识到，FDI钟情中国已不再是迷离中国的劳动力廉价优势和管制下的要素价格优势，而是中国日益市场化的经济运行环境和日益系统化的人才储备资源、越发丰厚的知识存量系统。当前，中国需要采取措施避免贸易条件的继续恶化，而非一劳永逸地固守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