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叶书宏

　　跨国公司涉华贿赂案近日不时见诸报端：先是美国不干胶巨头艾利·丹尼森公司自曝在华行贿被美国证监会罚款20万美元，后有美国司法部披露美国控制组件有限公司向中国9家企业行贿。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向前追溯，跨国公司在华贿赂事件近年似乎不曾离开人们的视线：“沃尔玛案”“朗讯案”“德普案”“IBM案”“西门子案”“大摩案”……几乎每年有新案发生。具有相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规范财务规章制度的跨国公司，为何频陷在中国的“贿赂门”？其危害究竟有哪些？

　　商业伦理

　　不敌“潜规则”

　　谈起跨国公司在华贿赂，曾经在两家跨国医药企业供职的周女士对记者说：“这好像是行业的潜规则。”

　　她透露，一些跨国公司常常请客户出国参加学术会议，顺带安排一些旅游，公司有时并不直接出面贿赂，而是间接或变相要求它在国内的分支机构或经销商实施贿赂，甚至可能给经销商施加压力，让经销商提供回扣，公司事后可以说，这是经销商的个人行为。

　　周女士长期从事医药销售行业，对于医药行业的回扣等行为，她感觉“有些行为还是不可避免”。她说，跨国公司面临的竞争非常激烈，主要来自国内品牌。一些国内企业在跨国公司产品专利过期后，通过低成本仿制，营销手段上靠回扣赢得优势，迫于母公司的业绩压力，一些子公司不得不变相给回扣，这也算是潜规则吧。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跨国公司在华贿赂的行为主要目的还是获得订单、赢得业务，但也有些大企业从长远考虑，试图通过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打击或者消灭市场上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赢得市场垄断优势。

　　正是由于巨大的商业利益的诱惑，才使得诸多跨国巨头在“潜规则”面前失去道德和法律约束。以西门子为例，美国司法部相关法庭文件显示，2002年至2003年间，西门子在华行贿2500万美元，以此获得总额达8.38亿美元的高压输电项目合同。

　　中国并非个案。在跨国商业贿赂问题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兼有之，而后者是重灾区。《纽约时报》援引美国证监会官员的话说，西门子的贿赂主要集中在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美国司法部网站资料显示，2000年以来，美司法部查办违反《海外反腐败法》的案件绝大多数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管理学院张锐教授长期研究跨国商业贿赂问题。他解释说，发达国家国内对商业贿赂处罚力度大、金额高，正是慑于发达经济体的严刑峻法，跨国公司如今已经将商业贿赂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

　　对本土产业打击尤其严重

　　当今，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产业升级和完善市场秩序的双重任务，而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不仅会阻碍本土产业的升级之路，而且会使正在培育中的市场环境更加恶化。

　　有专家指出，相比于本土企业，跨国公司本来就具备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优势，如果再使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市场资源会过度流向跨国公司，本土企业所拥有的市场不断被蚕食，本土产业也就在无形中受到排挤和压制。

　　据分析，我国近七成达数亿美元的高端医疗器械市场被发达国家公司瓜分，CT等医疗设备市场主要集中在通用、西门子和飞利浦等外资公司手里。一位业内人士说，在医疗器械行业，约两成利润被用来打点关系已经是行业里不争的潜规划，“西门子贿赂案只是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客观地讲，中国某些领域存在国货逆向歧视的问题，也就是说同等条件下，不是“国货优先”，反而是“欢迎洋货”。梅新育对记者说，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质量差异是一方面，回扣、出国考察等诱惑在内的商业腐败也是重要原因。

　　公平透明的市场有利于竞争者开展良性竞争，例如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以及技术创新等。而一旦跨国贿赂成为商业潜规则，市场秩序被破坏，价值规律被扭曲，本土企业竞争力和创新积极性受到削弱，消费者将承担更高的商品价格，而商业贿赂造成的市场秩序混乱现象也将进一步加剧。

　　跨国贿赂

　　界定难调查难

　　中国关于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和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跨国公司涉华行贿事件接二连三发生，整治这些行为难在哪里？

　　从技术层面看，反跨国商业贿赂面临“界定难”“调查难”的问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宝库认为，目前我国的法律对于商业贿赂的构成和方式没有清晰界定，对于商业贿赂的手段列举也不全面。比如，目前一些企业行贿形式花样百出且采取了更为隐蔽的通过“中间人”行贿的方式，借此来规避调查和制裁，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法律。

　　“中间人”公司的参与，加大了案件调查的难度。据介绍，整个交易过程具有高度的保密性，与跨国公司合作的“中间人”公司具有很强的反审计能力，国内或国外的审计机构对此无能为力。即使事情败露，责任也会由公关公司承担。

　　梅新育认为，如果行为主体是国内企业，纪检监察部门调查的难度和成本较小，但是跨国调查的难度比较大，首先对方国家不一定配合调查，即使同意配合调查，调查周期和经济成本也很高，这使得跨国商业贿赂风险降低。在中国商业贿赂案中，有60%至70%与国际经贸有关就不奇怪了。  

　　新闻观察

　　研究显示，在中国和美国进行同等数额的商业贿赂，在美国给予的处罚是中国的100倍

　　反商业腐败

　　中国缺严法

　　在中国市场的违法成本太低，是外资企业商业腐败增多的重要原因。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即使出事暴露，受到的处罚很轻，相对于腐败收益来说是完全值得的；二是法律法规缺失，难以监管和惩罚各种商业腐败行为。

　　比如，《刑法》中只有贿赂的概念，而没有明确商业贿赂的概念。这意味着，中国的《刑法》只能打击向政府公务员进行贿赂的犯罪，而且对于贿赂手段的界定也只限于“一定数额的财物”。这实际上为商业行贿者提供了很大的空子。研究显示，在中国和美国进行同等数额的商业贿赂，在美国给予的处罚是中国的100倍！

　　在全球各国中，对于本国企业在别国商业腐败行业的惩处中，最有威慑力的法律是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美国于1977年开始实施《海外反腐败法》，该法律规定，为获取或保有商业利益而贿赂外国政府官员属于犯罪，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的账目必须清楚准确，还要实施内部监控，以免财产转移以及公司资金的不当使用。这一法案根本性地改变了美国海外商业行为规则。据报道，到80年代初，有450多家美国公司向美国证交会承认，他们在国外对外国政府官员进行过行贿，总额高达30多亿美元。在这些公司中，竟然有超过100家公司都是“财富500强”的成员。

　　有了反贿赂全球化的基础，《海外反腐败法》的威力大大增加。现在，跨国公司海外行贿的代价增大。如果行贿公司是上市公司，将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罚款、上黑名单甚至摘牌。比如，纽约股票交易所已经准备对力拓在华贿赂行为进行调查，使其市值大幅缩水。此外，受到OECD国家的联合抵制，生意和信誉双双受损，这样企业不得不衡量得失问题。

　　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状况看，我国不仅没有《海外反腐败法》，连涉及国内的《反商业贿赂法》和《反腐败法》等专门法律都没有。虽然在1993年公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有一定程度的规定，《刑法》也规定行贿罪最高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无期徒刑，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法律法规对商业贿赂缺乏具体的司法解释，特别是商业贿赂花样繁多，因此实施的效果并不好。

　　实际上，立法上的诸多缺失，正是中国“新兴＋转轨”经济的特点之一。中国如果要最终有效地抑制本国的商业腐败，必须要补上立法这一课。只有实行严刑峻法，使得企业的商业腐败成本达到足够大的程度，才能有效阻止企业的商业腐败冲动。(原载《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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