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国松
在最近的一起被称为“当地最大的黑社会案件”的审理中，面对被告人当庭提出的受到刑讯逼供的指控，法庭传来了负责审理案件的警方相关人员，出庭为控方作证。结果嘛，自然是矢口否认。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在这起黑社会案件中，到底有没有发生刑讯逼供的行为。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让刑讯逼供的嫌疑人自己出庭作证，否认与自身有关的指控，这公平吗？这符合程序正义的原则吗？
首先必须承认，在审讯除了办案的警察外没有其他人在场作证的情况下，对于是否发生刑讯逼供的行为，让法庭去查证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往往变成被告人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的局面。
但是，这并不表明刑讯逼供就是一个“死无对证”的问题。任何问题都有它的两面性，刑讯逼供也不例外。正因为审讯时只有警察在场，嫌疑犯处在绝对的弱势地位，完全被置于警方的控制之下，因此，警察对嫌疑犯的人身安全，包括审讯程序的正当性，负有唯一的责任——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推断，警察对嫌疑犯绝对控制的权力，形成了对由此导致的一切非法行为承担责任的绝对义务。
问题的症结在于，到底应当由谁来承担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现行的普遍做法，是让审讯机关自行出具证明，自证清白。在著名的河北省冀东监狱二级警督李久明冤案中，审讯他的公安机关用一纸简单的“说明”敷衍过去：我分局在侦破、审理李久明故意杀人、私藏枪支一案的过程中，严格按法律程序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询问证人，无违法行为。
如果说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那么，法庭公然用“看得见的不正义”来为警方的刑讯逼供行为推卸责任，不仅助长了刑讯逼供的恶行，而且将司法审查权拱手相让。
根据现代司法理念，刑事和民事案件要求的是“谁主张，谁举证”，而行政诉讼却是反过来要求国家机关承担举证责任。道理很简单，在追诉犯罪行为时，政府是控方，处于强势地位，只有拿出铁的证据，才能将一个公民定罪；行政诉讼是因为国家(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引起的，既然你作出了某个具体的决定，被认为侵犯了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权利，就必须给个说法。
由此可见，在与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相关联的活动中，国家机关无论是处在主动还是被动状态，都必须承担举证的责任，刑讯逼供无疑属于这一范畴。面对刑讯逼供的指控，控方如果不能否定被告人提出的足以引起合理怀疑的事实，那么，便难逃刑讯逼供的干系。
当然，在分配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时，还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嫌疑人或被告人负有初步举证的责任。比如：身上有明显的外伤(如李久明)、严重的后遗症(如佘祥林)、多名被告人对事后被证明子虚乌有的犯罪事实具有相同的供述，等等。
在完成第一步的程序后，举证责任立即被转移到控方身上。这时候，控方必须对嫌疑人提出的受到刑讯逼供的初步证据进行排除，以符合法律程序的证据，证明其身上的伤痕等与刑讯逼供无关。否则，即使无法查明办案机关是否实施了刑讯逼供，也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推定刑讯逼供事实的存在。因此，认定刑讯逼供的责任，必须实行“有罪推定”——不能证明与你无关，就是有关。
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人会在法庭审理阶段提出刑讯逼供的问题，此时，法庭应当立即中止原定的程序，转而调查刑讯逼供的事实是否存在。因为，在具有刑讯逼供嫌疑的情况下，所有用于呈堂的证供都是来历不明的，只有排除这一疑问之后，证据才具有合法性；而一旦刑讯逼供被查实，则所有被污染的口供及相关的证据必须全部推翻，剩下的证据如无法达到追诉犯罪需要的确实充分的标准，就应当宣告被告人无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