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特约评论员 唐尼陈

　　燃油税明日开征。几天前十教授联名信的事还在绕梁，下不下来。一项制度的创建需要集思广益，事先要征求意见，事后要收集反馈，不断完善。这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较好的内部程序和外部环境。不过，独立学者如何发挥不同于政府专家和普通公众的特殊参谋作用，仍值得思考。十教授的信给了我启示。

　　当时，十教授联名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信，请求将刚出台的燃油税率提高到每升3-4元人民币。他们的主要理由是，1元燃油税率低于欧盟国家，也低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唯独接近于美国。而“我们不能效仿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因此“也不能效仿美国的燃油税额度”。

　　此信涉及三个问题，一是既定燃油税率是不是存在十教授所谓问题，应不应该适度调高？二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与此税收征缴直接相关，是不是在效仿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三是十教授联名写公开信本身应该怎么看？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很想知道，但看了信还是不知道。信中列举大量数据，说明中国在石油消费方面高增长，高能耗，高度依赖进口。同时说明要利用价格杠杆抑制以上“绝对不可持续”且“充满风险和危机”的现象与趋势。这两条都是统计事实和经济学原理，公众和温总理也都清楚。不清楚的是为什么1元不能起到的作用，3-4元就能起作用？这如果不是不证自明，就需要论证。

　　关于第二个问题。十教授的逻辑是，中国燃油税的税率接近美国，美国油多钱多用得起，中国用不起。我有困惑，如果收入水平相等，相近税率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在不计偏好和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应该是相近的。可美国人的收入和中国人的收入好像尚有距离。可以银行利率类比，在同一利率水平下，不同收入的人的借贷意愿是不同的。一个还在继续按揭投资房产，一个连刷卡吃饭也心里慌。其实，十教授的意思(也是实情)是即使中国人跟美国人收入水平相仿，也不能像美国人一样尽情用油。

　　关于第三个问题。就一个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写信，不论收信者何人，不论公不公开，认真二字断不可少，何况是教授。证明1元燃油税率之弊，证明3-4元燃油税率之益，相信对十教授而言是举手之劳。论证出来，请总理看，教育公众，也节约了大家的时间。如果总理十分重视此信，批转有关部门，信中详细的论证也节约了有关部门开会讨论或者请十教授来座谈听取意见的时间场地和交通成本(因十教授皆在北京，出租车燃油燃气难逃，航油损失可幸免)。十个人举举手，不耻下教，就能节约无数中国人和国务院好几个部门的时间，也是节能环保。参加燃油税方案制订的教授或具备相等资历的专家估计不下十位，所花时间精力，所用资讯资源，合计成本应该比草拟一封千字联名信要高一些。如有不同意见，花点时间作研究，写一封有理有据略长一点的信，恐不为过。

　　燃油税已箭在弦上，现定税率也不可能说改就改。但我仍期望看到十教授或者更多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不厌其烦地向政府、向公众讲解他们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