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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4)
亏空的社会资本
11月26日上午，28岁的袭警杀人案罪犯杨佳，神态平静地在上海接受了注射死刑。至此，一桩源于对警察执法争议的社会冲突而导致的恶性报复案件，在法律程序上就此结束。
今年7月1日，杨佳携带匕首等凶器，闯至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大楼内袭警，致6名民警牺牲，另有3名民警和1名保安受伤。令人震惊的是，10月13日“杨佳袭警案”在沪二审开庭时，竟然有上千名群众在法院周围为这起恶性案件的制造者声援，一时在中国社会引起广泛的争议。
“人只有逼急了才会干出这样凶残的事。”采访中，一位已经“退役”并从事过刑侦工作的前警察冷峻地告诉《商务周刊》，“不顾忌后果向强大的国家机器发起挑战，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有这样的罪犯，甚至不少。但这样的行为不是受到社会一致谴责，而是得到了民间舆论很大声的喝彩，说明我们的社会系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
“法律作为最底线的社会共识被杨佳们弃置不顾，这不是一天或两天、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情绪长期积累的结果。”他认为，杨佳案的确需要我国治安、司法系统做深刻反思，但“更广泛意义上，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当前中国社会共识的分裂和稀薄，直接刺激了杨佳那种‘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绝望式暴力的发生。”
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主笔杜平把这归结于中国社会物质资本大丰富的同时，社会资本的过度缺失。“所谓‘社会资本’，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健康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本钱’。用中国当下最热门的词汇来说，就是‘社会和谐’。”他写到，“社会资本越雄厚，这个社会的运转就越顺畅，越有效率。相反，社会资本比较缺乏，国家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社会秩序、乃至政治秩序都不会很好。”
由于过去政策一直较为偏重市场资本力量，社会资本在忽视和冷遇中遭到了巨大亏空。而这种亏空直接到后果就是社会共识的分裂和社会利益的分化。
“其中，分解能力最强大的就是财富与权力分配的分化，导致社会价值、意识和地位的割裂。”独立社会评论人刘洪波指出，“这使每个人开始站队，运用站队的观点来看待社会。进而使人们在心理上不接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在人们的心目中，社会已分别化了，有富人与穷人，有富人社会与穷人社会。”
11月26日，电影导演贾樟柯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讲述了“小武”眼中的社会现实。这位被某些主流影评誉为“靠出卖中国的苦难赢得国际认同”的导演说:“很多没有看过我电影的人都会说，哎呀你是贾樟柯，你是专门拍底层人的。或者说，哎呀我特别喜欢你，你拍的边缘人群真好。我觉得边缘的概念，首先带有少数群体的意思。但从《小武》开始，我内心的感受，我的努力，与此恰恰非常相反。我想拍大众，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当时的银幕空间里边，普通中国人真实的生活呈现太少了。当这样的影片出来后，在银幕上就显得很‘特殊’。”
“而《小武》被认为这个电影拍的是边缘人群，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误解。如果我们能从客观上理解这个国家，认为我们国家是13亿人的国家，而不是1亿城市富人的国家；是包括贫瘠山村在内的960万平方公里，而不光是北京CBD或上海浦东的国家，那么他们是主流人群，怎么是边缘呢？如果说边缘，那只是中国主流电影所描述状态的边缘。”
“再就是底层的问题。事实上，社会一定是有结构的，如果我们不伪善的话，这个世界是不平等的。但当讨论电影的人谈到底层这个概念时，他总把自身认同于非底层，会说‘这个电影是关于底层人民的什么什么’。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底层变成了一个虚的东西，所有人都不是底层，因为他总能找到‘比我更惨的人’。所以，整个社会文化中就变成了没有一个阶层是底层，也就不存在这个社会对于一个人群的不公正。而实际上对那个人群是没有人去认同的。”
他毫不犹豫地说：“这几年，从国际社会到中国人自己，最大的意识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富起来了，富是中国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但是我觉得实际上贫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并且贫穷又给中国社会带来特别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进入1990年代以后，刹那间的经济大潮到来的时候，实用主义为什么马上占领了全社会？在人们很多行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中，金钱为什么变成整个社会的调节剂？这些都跟贫穷有关系，绝不单单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如果总结中国这几年的关键词的话，贫穷会被开除掉。但事实上是这样吗？我到三峡地区，许多家庭让人触目惊心，那真的是家徒四壁啊。生命很随意、很简单地安置在一个地方，你就自己在那儿长就行了，生老病死。更广泛地说，贫富分化的问题困扰着这个国家。可能国家能力提高了，但是个人生活不一定有改善。就好像命名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经济怎么样迅速地跨越，而遮蔽掉了另外的事实。”
那么，此时“主流们”在干什么？在贾樟柯讲述“小武”的时候，一则近日广泛流传的北大《光华校友通讯》文章展现了他们的另一番“欢唱”。年中，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因贪污腐败“落马”。好事者将北大《光华校友通讯》中一篇关于这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前证监会副主席的报道转载到了网络上：
“对于王益老师的气质，我们真的很难分辨。诗人的率真和激情；历史学人的深邃和内敛；金融家的果断和严谨；我们更愿意把他视作有哲学思辨、历史钩沉和文学冲动的一个可亲可敬的老师和朋友。
“不是吗？他在光华受欢迎的程度简直可以用‘夸张’二字来表达。没亲眼见过以前他给光华学生上课后的反响，倒是亲身刚刚体验了6月10日中国交响乐团携他作曲填词的大型交响合唱《神州颂——献给正在复兴中的伟大祖国》来北大演出时台前幕后给北大和光华带来的那阵旋风。
“音乐会开幕前的光华招待会上，光华学生主持人用‘我们敬爱的王益老师’引出他的闪亮登场；演出开始前，光华院长张维迎教授出场致辞。一向词锋甚健的他为本场音乐会作开场白时，竟语带哽咽；演出返场时，全场老少观众全体起立高唱《神州颂》结尾曲‘飞吧，中国’时的群情激昂；演出结束后，前几排几位光华校友中他的女粉丝，异口同声地尖叫着‘王益、王益、王益’，那势头绝不输于当下‘快乐男声’、‘好男儿’”、新版红楼‘宝哥哥’的海选现场。”
当这些市场自由主义鼓舞下的巨大蒙太奇般画面表演在社会现实中时，刘洪波认为，“人们渐渐基于贫富、贵贱立场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发出自己的言论：富人被绑票了，会有人说‘活该’；工人被伤害了，不少人会表示同情。劫富济贫的心理在生长，贫富对立的情绪在上升。”
撒旦的磨房
克罗伊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的国王，传说他派自己的宠臣去德尔菲神庙占卜，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去进攻波斯。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他派兵攻打波斯，他将会摧毁一个王国。”克罗伊斯满怀勇气地发起对波斯的进攻。他相信自己将会获胜，因为这是神的昭示。此举果然招致了一个国家的毁灭，但不是波斯，而是吕底亚。
1970年代末，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了控制全球发展的“制高点”，打赢同共产主义苏联延续了近30年的“冷战”，同样做了一次“占卜”，只不过巫师们换作了“朝圣山学会”的哈耶克弟子，得到的“神谕”是新自由主义。
但又一个30年后，谁也没有想到，经历了冷战和两次入侵伊拉克的完胜，美国人几乎将新自由主义的“旗帜”插遍全球、迎来了福兰西斯·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时，竟然招来了一场可能比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更恐怖的市场系统性崩溃。
也正是在这个时刻，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遮蔽了30年的许多针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批判思想才刺射出来。这其中，64年前卡尔·波兰尼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完成的《大转型》，无疑是一道最耀眼的光芒。
卡尔·波兰尼1886年出生在布达佩斯，成长在一个社会承担和智识成就非常突出的家庭环境中。对此，他的密友——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其《旁观者》的回忆录中对波兰尼家族有过精彩的描述。
在为《奥地利国民经济》工作期间，波兰尼见证了预示后来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兴起的1929年美国华尔街崩溃和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在《大转型》中，波兰尼将这些历史材料与他对米塞斯和哈耶克那些今天看来极有影响的观点的批判融为一炉。他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但他强调市场经济永远只是整个社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看来，市场自由主义的问题是它把整个人类社会市场化了，没有界限或底线的市场自由主义无疑是“听任撒旦建造黑暗的磨房”。
“生产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如果这个过程是经由贸易和交换的自我调节机制所组织起来的，那么人和自然都必然会被纳入他的运行轨道，它们必将从属于供给和需求，也就是说，像为了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一样被买卖。
但这恰恰是市场体系下的组织方式。人以劳动力的形式、自然以土地的形式被加以出售。在他看来，“这种商品化虚构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把土地和人口的命运交由市场安排就等于消灭了它们。”
波兰尼认为，正是19世纪整个社会被政府支持的市场自由主义作为商品转交给雇主和资本家手中，导致贫富分化从国内传染到国家间，社会冲突和紧张从一国蔓延到国际范围，进而打断了市场自由主义赖以扩张的国际贸易的中断、国际组织的解散，法西斯主义利用了由此普遍滋生的自我保护的社会情绪占领了历史舞台，“黑暗最终统治了大半个世界”。
现在，钟摆又回来了。次贷危机点燃了引信，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炸毁了半个华尔街，而且爆炸还在继续。美元货币体系处在崩溃的边缘，全球经济迅速衰退正在使过去20年来持续扩张的全球化进程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巨大挑战。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更不用说失败国家，都突然面临经济衰退下内部矛盾激化的强烈威胁��
这样的反弹仍在进行。站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任何有社会良知的人都可能产生无限感慨。前人如波兰尼这样所阐述的历史智慧，事实上一直都没有离开过现实世界，但是能够记取教训的终究是少数人，能有勇气站出来坚信前人智慧、反抗潮流的人更寥寥无几。人类社会大部分时间便是在如此因为贪婪而变得懵懵懂懂中度过。
不论是否相信今天的美国或者诸大国领袖们已经接受了历史教训，并做好了应对更加恶劣变局的准备，魔鬼已经从撒旦的磨房里放了出来，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给自己家里买一扇足够坚固的防盗门。
“铁腕”新政
美国金融市场的崩溃，彻底震惊了中国这个过去30年美国市场自由主义最勤奋的学生。一场反思暗潮翻涌。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主任郑永年认为，新自由主义自1990年代中期到达中国后就一帆风顺，“在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贫穷社会主义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对新自由主义如获至宝，于是乎，中国成了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市场化、产业化、民营化等一系列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改革政策，包括医疗、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公共领域。
“但在中国，不但缺乏一个民主的社会环境，也并不存在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公司治理制度。”他的研究结论是，来自各级政府的政治权力和公司管理层的权力不受任何有效制约，“在权力和利益的交换或者结合下，恶性私有化变得不可避免”。
郑永年分析说，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引导出的资本所有者拥有体制优势，造成了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一体化的现状：政府就是经济主体，或者说是企业的所有者；政府是企业的一部分，主要是政府在各种类型的企业中持有股份；政府是企业的后台老板。尽管企业并不属于政府，但政府则是在背后操作；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所有这些形式，每一种发生作用，在郑永年看来，都会对政府产生自我击败式的困境。比如9月中旬爆发的已入选《时代》周刊全球十大新闻的“三鹿毒奶粉”事件。
事实上，今年3月中旬就有消费者投诉，8月初内部已得出结论，但9月初，面对媒体问询，三鹿方面仍然矢口否认，声称“无证据表明婴儿患病与食用三鹿奶粉有必然联系”，而且居然还强调“三鹿奶粉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不排除竞争对手栽赃”等。到问题完全曝光后，所有相关者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出来为自己辩护，把责任推到奶农身上。
其实，4年前在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中，有关媒体公布的阜阳市多家不合格奶粉企业和伪劣奶粉“黑名单”，三鹿奶粉就赫然在列。但没有部门和官员去关心这件事情，对质量和安全进行把关。相反各个方面协助三鹿公关，最终使得三鹿从“黑名单”中撤下来。
“政府要的是经济成绩，地方的经济增长对官员政绩有好处。只要地方企业能够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政府对企业的不义行为也就加以认可。企业出了事情，政府自然出来帮忙，为企业逃脱责任。”郑永年认为，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一体化，使得政府很难跳出这种自我击败式的治理模式。作为学生，这个时刻的中国的确和19世纪末“镀金时代”的美国有几分神似。
10月13日晚，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德曼。在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时，这位猛烈抨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一夜之间成了最大的赢家。也在这个时刻，其新作《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文版成为畅销书。这位一直缅怀当年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学家在书中写到：“政治环境真能如此决定性地影响经济不平等吗？这听起来像是离经叛道的经济学说法，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研究印证了这一点��罗斯福创造的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持续了30多年。这有力地说明，与经济学教给人们的基本理念不同，制度、规范与政治环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或许并没那么小，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的影响或许也没那么大。”
克鲁德曼认为，从里根政府开始，到小布什政府2004年打算拆下“新政”体制皇冠上明珠——社会保障制度为顶峰，回潮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制造了新的财富不平等纪录。根据美联储研究，1970年代，102家美国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普通美国全职工人工资的40倍，但在21世纪初，CEO平均年薪是普通工人工资的367倍。因此克鲁格曼呼吁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为了美国，应当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发动一场新的‘新政’”。
事实上，正如《商务周刊》2004年8月20日封面故事《中国改革走到三岔路口》所指出的，2003年新一届中央领导就已经意识到市场自由主义在中国引发严重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恶果，并以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从2004年开始发布关于“三农”政策的中央一号文件为标志，通过新农村建设、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回炉”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等举措，拉开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胡温新政”。
“令人遗憾的是，过去5年，这些举措虽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还是遇到了既得利益集团巨大而且持续的阻挠。”中央党校一位长期研究利益集团的教授告诉《商务周刊》，无论是宏观调控中激烈的中央与地方博弈、垄断企业对反垄断政策的强烈反弹，还是股市、房市以及近日燃油税改革上的利益搏杀，“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危害，正在使中央推进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观的诸多政策面临被架空或者被折扣的危险”。
他认为，对决策者而言，已经不是需不需要一场中国特色“新政”的问题，“而是怎样使‘新政’通过铁腕的手段真正砸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体化的利益链条，实现中国发展的健康和可持续”。在他看来，这也是难度最大问题。
“需要政府向自己动刀，解放思想，自己改革自己。”他说。
也正是在改革与既得利益博弈胶着的2008年，一场悲剧——汶川大地震，一场喜剧——北京奥运会，时隔三个月相继在中国上演。面对巨大自然灾害和民族复兴梦想形成的迥然不同的历史考验，13亿炎黄子孙交上了几乎满分的答卷。遭受过太多不平和委屈的普通中国人，在那些时刻表现出了一个数千年生生不息民族最高贵的品质，而这些品质也用它饱含的期望注视着执政者。
5月27日，在汶川大地震主灾区之一的绵阳市，当疲惫劳累正在反复袭击采访中的记者时，大街上由远及近传来了一段熟悉的声音——“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这段回荡在整个城市的广播录音，顷刻让记者周身通电般的撼动。
这种已经多少年不再拥有的感觉，刹那间让记者明白了，它的回归就是因为，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最需要的时刻，“他正站在自己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