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场化全球化为出发，土地红线的设立既没有事实的支持，也讲不出什么道理，但是，这一观点却始终拥有众多支持者，这是一个很混杂的态势，一部分支持者是出于特殊利益，一部分是出于特定世界图景的影响，也有一部分支持者，则是对中国特色市场化进程的深深不信任。

　　任何一个社会进入现代化起飞阶段，必然会出现城市面积的扩大、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商品粮比例直线上升......这本来是社会分工深化的体现，意味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占GDP比重的下降，以及人均收入的不断提升。尽管受城乡二元体制和土地公有等诸多体制的约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完全符合这一描述，但也差相仿佛：3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比率已经达到了近45%——这还没有算上进城务工的2亿农民工，农业GDP降到了15%以下，人均收入也随之大幅提升。这意味着，以市场化、全球化为手段，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农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持续下降，但其总量却一直在上升，即使刨除这些年增长很快的经济作物的种植，仅仅就粮食生产而言，总量也在上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基于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信任，以要素代替和国际市场为后盾，茅于轼先生提出了“18亿亩红线没有根据”的言论，不料，这一论点随即遭到了强大火力的反对。对此，茅先生认为，骂的人虽多，“可是又讲不出道理”，“正因为此事涉及巨大的利益，所以有这么强烈的骂人声”。对此，我不能完全同意，在我看来，特殊的部门利益固然存在，并驱使某些人为特定制度辩护，但是，对于相当多在网络上或者私底下开骂的朋友来说，之所以对土地红线如此在意，其实是基于对全球化、市场化的不信任，而产生的一种不安全感所致。茅先生与反对者的冲突，其实反映的是双方在全球化、市场化上面的根本分歧，而绝非仅仅是利益分歧那么简单。

　　首先，部分反对者其实是不相信相互依存的国际秩序。茅先生认为，“如果中国进口五千万吨，不到全球粮食贸易的十分之一。并不会对全球的粮食市场造成太大的冲击”，但是，这一假设必然建立在全球贸易秩序的稳定正常之上。而反对者的脑海里，始终是封锁、禁运的可能，尽管我似乎没有看到对这一可能的有力论证，也没有人论证过出现全面封锁禁运的可能性，以及这一前景可能会由什么原因造成。但是，这一强烈的立场始终存在于相当多的人脑海中。在我看来，这主要来自于改革开放前遭遇长期封锁禁运的历史记忆，尤其在经过意识形态包装之后，这一历史记忆已经转化成了某种牢固的世界图景，一种对外部世界始终保持怀疑，对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有所保留的世界图景。在这种图景之下，任何相对重要的东西如果不能自给自足，就是不安全的，这些年来，诸如粮食安全、石油安全甚至芯片安全一直在轮番唱响，其背后就是这样一种世界图景所支撑的强劲思潮，而未必是所谓的巨大利益的驱使。

　　其次，部分反对者是不相信市场的自发力量。改革开放前，号称以粮为纲，粮食生产不可谓不重要，耕地面积增长不可谓不多，但是，粮食总产量却长期上不去。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展，耕地减少了，但“粮食增产了60%”。之所以出现如此反差，根本就在于改革前实行的是计划体制，而改革后逐步修正了计划时代不尊重价值规律的错误，让农民尝到了种地的甜头。因此，市场化才能解决粮食问题，本应该成为一种基本常识。但是，不容回避的是，在中国特色的市场化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不正常的事情，给广大民众所带来的刺激和痛苦之类的负收益同样巨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对市场化不信任的思潮正在蔓延，围绕土地红线背后的争论，其实也是这种情绪的一部分。尤其当茅先生将自己的学术主张与诸如城市化进程相结合的时候，就更加触动了部分民众心中的痛——高房价、暴富的房地产商人、拆迁暴力、官商勾结……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讲不出道理”的谩骂，确实应该从道理之外的群体心理中去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