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下发红包的基础

　　师晖

　　最近，新加坡向本国国民派发“大红包”的消息，着实刺激了国人。以致在年初的上海两会上，有上海市政协委员邢普递交了“建议给全国人民每人派发1000元”的提案，虽然提案以“不立案”而告终，但这个话题仍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们的热议话题之一。据报道，委员们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思路，同时也一边倒地反对“直接发钱”的做法。尽管这一结果并不出乎我们的预料，但鉴于这一话题如此之高的关注度，还是有必要谈谈我们的看法。

　　首先，我们认为让国人能够更直接地享受国家经济发展成果是政府应尽的目标与责任。毋庸置疑，这种仿照企业将盈余回馈给股东的方法，并不能在实质上整体改变和提高国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的最大好处在于直接而准确地表达了政府与全体国民间的关系，即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做法一方面有助于让政府官员们牢记为国民负责和服务的理念，更有助于增强全体国民对政府的信赖感，和对国家的自豪感。我们相信，这正是委员们几乎都支持“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根本原因。

　　既然这样，为什么委员们同时又一边倒地反对“直接发钱”呢？我们认为，其核心在于效率问题。根据我国的目前的国情，此时“直接发钱”将意味着资金使用的效率低下。原因在于：第一，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与渔。我们真的钱太多了吗？虽然，我国财政连年增收，而且幅度很大，但是，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等发展不平衡问题，是新加坡这个只有600多平方公里国土，400多万人口的国家所没有的。新加坡的人均GDP是3万美元的水平，而我国仅为0.25万美元。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很不完善，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事业等领域仍然需要大量的投入，现实情况告诉我们，我国的财政收入远远没有多到所谓富余的程度，相反，地方还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投入。从这个角度上看，现阶段，将所谓财政盈余，拿出一部分撒胡椒面似地发“红包”，显然不经济，机会成本过高，起码在现阶段不是好的选择。

　　第二，新加坡政府之所以能够发“红包”，是与新加坡政府的高效和廉洁以及完善的民主制度分不开的。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未来发“红包”的另一个重要基础和条件，脱离了这个基础就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红包”。温家宝总理指出，反腐倡廉是政府全面履行职能、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当前，我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加强政风建设，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取得良好成效，依法查处违法违规案件和失职渎职行为，惩处腐败分子。

　　在5日开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论及“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时，连着提出八个“民主”：“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以选举、司法独立和以制衡为基础的监督，这三大支柱定义的中国民主，将伴随着快速的经济改革取得更大的成就。

　　基础打好了，发“红包”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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