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投影》之九：信息渠道与真相

    郭梓林

　　皇帝们都偏爱做决策的快感，但任何决策都依赖于及时准确的信息。估计当年在嘉靖嘴里是吐不出“信息”这颗象牙的，因为四百多年前的古汉语中，尽管已经有“信”和“息”这两个字，但还没有“信息”这个词(台湾人就不用“信息”，而用“资讯”，有的时候也很贴切)。当然，这并不影响嘉靖通过掌握信息来控制他的朱家王朝。

　　别看嘉靖二十多年不上朝，但内阁经济工作会议上，一句“家事国事天下事，朕不敢不知啊！”就足以说明他还是比较勤政的，虽然坐在精舍里修禅，却仍然掌握着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大量信息。当然，私底下他也不无感慨地对严嵩、严世藩说：“家事国事天下事，朕也不是全知呀！”

　　脑神经科学的基础理论告诉我们：一个人想知道所有人知道的事情，大脑的硬盘空间恐怕不够，就算够，人类经过三百万年进化而来的生物CPU在速度上再怎么奔腾也处理不了。如果非要让人脑去处理如此海量的信息，大脑内存也太小，肯定会出现死机，而人脑一旦出现死机，目前最先进的精神病院也无法修复。

　　从脑神经学理论到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实践都证明，疑心病是所有皇帝的头号职业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疆域那么大，权力那么集中，全国都得实行委托管理，而人心又隔着肚皮，皇帝也难当。所以，皇帝都有两个梦想：一个是长生不老(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个好东东)，第二个是当个全知全能的“十全老人”。但是，愿望归愿望，他们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全知。于是，人的欲望与可能之间的矛盾，就构成了这种职业病的病根：对于不知的那一部分，他有权力怀疑。而任何事，越是去怀疑，就越觉得值得怀疑；越是值得怀疑，就越是会去怀疑。于是“怀疑一切”就成为皇帝统治王朝的座右铭。这个座右铭，后来也成为了该“职业病”在西方政治学中的“学名”。因此，如果有人要选择当皇帝这个职业，或者有个别优秀企业家，梦寐以求想尝试古代帝王的那种酷呆了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事先就应该对皇帝的头号职业病有所了解，并事先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当然包括心理素质测试)。

　　皇帝职业病是通过龙椅传染的。从上岗的那一天起，皇帝最怕的，就是自己成了瞎子和聋子。因此他需要众多的“耳目”，也就是投资“信息产业”。在这一项投资上，历代皇帝都是不惜血本的，因为监督成本首要的就是信息成本。嘉靖应该很羡慕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通讯发达(天上卫星，海底光缆)，媒体自由(新闻出版言论自由)，信息渠道广泛(电视、广播、报纸、网络)，而且价格便宜。想想看，一封浙江的八百里加急的文件，跑死多少马，也得两天才能到达京城，而现在只要能上网，免费电子信箱一秒钟就搞定。但是，嘉靖并不知道现代人的麻烦，也无法理解现代人为什么会对信息产生恐惧，“信息爆炸”已经困扰着现代人，“信息无穷大”约等于“两眼一抹黑”，所谓“过量的不同信息等于零”。当无数个医生分别说出苹果在什么时候吃是金苹果，什么时候吃是银苹果，什么时候吃是毒苹果时，我们就不再敢吃苹果了。

　　嘉靖是幸运的，由于受到科技水平的限制和信息成本的约束，嘉靖把信息渠道压缩为三个：第一个渠道是内阁的严党，第二个渠道是裕王府的太子党，第三个渠道是司礼监的太监党。多党合作，三党分立，古已有之。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羡慕人家老外，老祖宗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积淀都是现成的，但看我们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当然，这是学者们的事，政治家只需等待即可。

　　嘉靖为什么要设三个信息渠道？三个渠道的信息一致岂不浪费资源？三个渠道提供的信息各不不同，那相信谁呢？现代信息传播理论认为，信息的价值在于时效性和准确性。在嘉靖的年代，时效性只能是靠马跑了，所以汉语中的“马上”表示“快速行动”，这让学汉语的许多外国人和今后的中国孩子们难以理解，其实你只要说清楚什么叫“八百里加急”，学生立马(跑到了，马立住了)就明白。而如何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则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嘉靖需要不同渠道的信息来互相映证，从而判断事情的真相(也正是因为各渠道都知道皇帝不是只有一个渠道，撒谎要冒欺君之罪的杀头风险)。只有知道真相之后，皇帝才能做出“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然而，对于政治家来说，真相是一杯烈酒，敢不敢喝，这要看酒量。嘉靖的酒量还行，至少在《大明王朝1566》中表现得还行。关于这一点，编导们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剧情：

　　在胡宗宪的逼迫之下，杨金水、郑泌昌、何茂才终于同意联名奏报皇上：新安江决堤系经办人贪墨修堤工程款所致，因此一名知府、两名县令和宫里的河道总监已经就地正法，而水灾的直接后果导致“改稻为桑”必须缓行。这份联名上疏让嘉靖感到震惊：刚刚花了两百五十万两银子修好的河堤，为什么会出现九处决口？为什么完全可以斩候决的案子，胡宗宪要斩立决，莫非杀人灭口？为什么“改稻为桑”的国策在胡宗宪那里也推行不下去？这可是既得罪皇帝又得罪恩师的呀！嘉靖想了解真相。于是，下旨召见吕芳、严嵩、裕王三方的人员杨金水、胡宗宪、谭纶详问实情。